秦始皇采取了两种统一货币的主要途径：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改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并明确铸金币明“半两”二字。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史记·平准书》）。

秦始皇用行政手段强行统一货币，这一举措使战国币制的混乱局面立刻得到了有效控制与规范。秦始皇统一货币所获得的成效远比他统一文字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统一货币的措施更合乎规律。六国的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一、形体不一（刀形、布形）、价值不一，秦国“内方外圆”的货币比六国的货币更方便携带，流通起来也更为便利。“秦半两”为五铢钱的出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秦半两”影响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货币形态。

秦始皇采用“内方外圆”的圆形货币作为秦代的统一货币形态，这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中国古代一直崇尚“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先秦诸子一直认为，天道为“圆”，地道为“方”。秦币的“内方外圆”恰好符合这一哲学思想，而且非常实用。“内方”便于穿串，“外圆”不易磨损。

秦半两钱一钱之中，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又具备了易于携带、便于使用的特点，它的通行便是必然的了。

此外，在战国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经济区，这些经济区是和战国七雄诸国共时而存的。各国的经济区之间由于交换的需要，已经将货币的统一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秦始皇统一货币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也是这一举措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度归一　车辆同轨

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在经济上成就的另一件大事。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非常混乱。

度量衡分别是三种单位。“度”是计量长短的器具，“量”是测量体积的器具，“衡”则是计算重量的器具。

先说“度”。在传世至今的四件战国铜尺中，洛阳金村铜尺长23.1厘米，安徽寿县楚国铜尺长22.5厘米，长沙两件楚国铜尺长分别为22.7厘米、22.3厘米。这四件铜尺的长度相差最少为0.3厘米，最多为0.8厘米；两件楚国铜尺的长度也不一样。可见，战国分裂局面造成的度量衡混乱之大。再说“量”。魏国的量制以益、斗、斛为单位，齐国的量制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而齐国姜氏政权的定制是：“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左传·昭公三年》）。”其意是说，四升为一豆，四两诏铜斤权，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诏文。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田氏卿族为了夺取姜氏的齐国政权，收买民心，改变量制——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可见，各国都有自己“量”的标准。

最后说“衡”。赵国的衡制以、镒为单位。楚国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据楚墓出土的砝码测量，楚制一斤平均值是260.798克。

度量衡的混乱带来两大弊病：一是商品交换因为难以换算而无法顺利进行；二是赋税收入不均。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就已经制定了度量衡单位。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里，藏有商鞅变法时颁发到重泉的标准升，这方升的表面还刻有铭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以秦制为基础，颁发诏书，统一全国度量衡。同时，把秦始皇的诏书刻在由国家制造的度量衡的标准器和日用器。

秦代度量衡器具的测算标准为：一尺为23.1厘米，一升为201毫克，一斗为2010毫升，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公斤。

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大秦帝国的统治。在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的同时，秦始皇还制定了车辆的标准轨距。如此一来，车辆的轮子便可以适合全国所有道路的车辙。在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的侵蚀之害，因此，这项改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在秦始皇从文化、经济等方面大力推行统一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对领土的强力控制。那么，秦始皇在这一方面又实施了哪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