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和法国“香妃”别后，张竞生孤单无可聊赖数月之久。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这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在此之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憨直爽快，缺乏工巧的心计，待人以诚而近于傻。“西方的史湘云”除了具备这些优点和缺点外，还有一门独家绝活，即懂得极精湛的房中术，做爱时喜欢立于主动的地位。作为最大也是唯一的受益者，张竞生饱享人间极乐。她讲述自己的性爱经历，十六岁时曾遭到一位军官的暴雨摧花，自从那以后，她向一位老妇学习房中术，便是要找回女性的尊严和快乐，而只有像女教官一样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她才能达此目的。他们去法国、瑞士交界处的古堡旅行，在悲情中做爱，张竞生因此领略到浪漫派的真谛，那就是：“悲哀的情感比欢乐的（情感）更为高尚、纯洁、诚实、真挚与饱满。”在山峰上、在丛林中、在湖畔、在月下，“西方的史湘云”扮演数个角色，使张竞生爱恋一人，恍如爱恋多人。他写道：“故在俗眼看来，一切性交都是猥亵的，但由于她艺术安排起来，反觉得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有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后来“西方的史湘云”出版了一本《三个月的情侣》，她在书中说，她怎样有计划地与张竞生只有三个月的尽情快乐，她故意地，也是本性地，偏向于悲伤主义，因此断不能有再见的机会。而在张竞生的感觉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920年，张竞生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去职。1921年10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发来，邀请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北大期间，张竞生认识了褚问鹃（当时名叫褚松雪）。褚问鹃是浙江嘉兴人，1900年生，九岁入嘉兴宏文馆前的公立女校，十二岁毕业。继入苏州苏苏女校，十六岁毕业。毕业后，经小学同学朱维亚介绍，到浙江永康女校教书。一年后，又改入太仓的毓娄女校教书，后来又到山西云冈女校当教员。不久再到山西阳高主持县立女校的校政，因不向封建势力低头，曾自作主张把庙宇中的菩萨诸神“请”走扩充学堂，激起当地士绅的哗然。据褚问鹃晚年的回忆录《花落春犹在》书中说：“我已被闹出了名气，不仅阳高的新派人支持我，大同、天津、北京，甚至远在上海，也有人来信给我鼓励，声言愿为后盾。”而张竞生也给她写信说：“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是打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

后来据褚问鹃说，是张竞生（按：在书中则改称黄适）不断地来信，甚至说：“北大虽暂时不招收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和我很熟，可以介绍。希望你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那年暑假，褚问鹃到了北京，张竞生约好在车站接她。第三天，张竞生带着褚问鹃去见胡适，“胡适之那时正在提倡整理国故，并对古书做翻案文章。他看到我写得那篇以‘烽火’代‘灯火’的读书心得，曾大为赞赏说：‘对国故自应该用科学方法整理，用怀疑的眼光去发掘问题，指出错误，才是正当的做法。’他一个人讲了许多。末了，他希望我多写些翻案文章，一矫古人盲从的陋习。”自此，张竞生成了褚问鹃生活上的导师，褚问鹃渐渐地对张竞生敬重起来，但她也表示不愿和张竞生多接近，以免引起别人的议论。入学三个月后，张竞生向她求婚，褚问鹃回答说：“我无才无貌，条件不够。况且我正在求学时代，不想谈这个问题。”以后每隔十天半月，张竞生总要来一次求婚的尝试，但照例被回绝了。直到当年山西的小军阀郑胡子要追踪到北京来“逼婚”，她听从张竞生对她的建议：“你总该知道，古代专制皇帝选秀女的时候，许多有女儿的人家，都连夜把女儿送去与人完婚。贵为天子，也不能占人有夫之妇，何况一个小小的军阀？你只有马上和我结了婚，才能使他绝望。此外我也没有其他的退兵之计了。”后来，“婚礼在长老会礼拜堂举行。日子急，远方亲友不及赶来。我方只来了方寄娘母女、赵佩云全家。男方来宾，除胡适外，我都不大认识。”

婚后他们住在什剎海北河沿20号的一座四合院，褚问鹃表示张竞生对她很体贴。“我的婚姻虽不是由于爱情而是迫于环境，但在结婚以后，我也勉力谨修妇职，不使对方失望，总算做到‘相敬如宾，琴瑟静好’这八个字。暑假前，我修毕了研究所的学业，得到了证书。我向丈夫道谢，他也谦逊不遑。一年后，我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真儿（按：即后来在台湾的黄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