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她是当年名震文坛的女作家。后来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的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世间的梅娘。于是这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女作家，终于重新浮出水面。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著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

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作品“是以热情和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地捕捉人生的动静”。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既带有一般女性作家对战乱中的女性自身的关注，更显示了梅娘自己对沦陷区生活，特别是妇女命运的独异观察和思考。例如《鱼》中的女青年芬，就好像人生罗网中一条奄奄待毙的小鱼。寄读女子中学里，好像尼姑庵似的沉寂。她刚开始萌生一点憧憬和追求，便遭到封建家庭的软禁，这使她枯涩的心更加干枯。对她来说，人生是遍布陷阱，由于涉世未深，她朦胧地爱上一个叫林省民的男人，却不料他是个放荡、暴虐的有妇之夫。她第二次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另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琳”，对方却怯懦地从她身边走开了。父母对子女的专权、男人对女人的独占、社会对妇女的轻蔑，这三条“线”交织编成一张死死地缠住女主人公的“渔网”。小说以一个暴风雨之夜女主人公哀怨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的心声抒写得跌宕起伏、凄切动人。女主人公终于发出决绝的抗争：“我，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这种决绝的抗争，来自对黑暗社会的绝望心情，也来自某种人生信念。

当时南北沦陷区最流行的女作家，首推张爱玲、苏青和梅娘。她们的创作中有个共通之处，是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自身修养和地域文化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苏青的作品基本上囿于一己的生活和经历，即使“海派”的风情格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也未能使其打破题材和视野的狭窄，以及写真人真事和单纯暴露的局限（例如《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而张爱玲的故事总是与十里洋场和老旧殖民地都市的光怪陆离融合在一起，在深层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染，也就能够不动声色地展示封建主义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具有理想幻灭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张爱玲认定男女间的真情，出现在“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的时候（《倾城之恋》）；而梅娘则把“合理的”未来世界，寄托在将出世的孩子身上（《蚌》）。这充分显示出两者的差异。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她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于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与此相一致，在写作手法上，梅娘的小说侧重心理分析、气氛渲染以及环境烘托，并不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却仍给人以故事感。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散文的抒情笔致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即使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

陈放在《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一文中曾说：“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欢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一般论及梅娘的文章，也都因袭此说，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中的《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若仅从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南北沦陷区文学的影响而言，此说基本上没有太离谱；但若说1942年评选“南玲北梅”，时间是不确的。因为张爱玲是1943年才开始发表小说，而梅娘在这之前虽已出版两个单行本，但她的主要作品也要到1943年后才出版。学者张泉认为：“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另外，学者止庵指出梅娘在《我与张爱玲》文中说：“正是那年（按：指1942年）的夏初，北平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的是，1942年张爱玲根本未到过北平，因此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去过。只是张爱玲在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后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有人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因回忆容或记错，但后来的学者是应该明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