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朝奉郎兴哥（也就是汪华），原型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他在隋末兵燹战乱、天下动荡不安时揭竿而起，攻取了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也就是今浙江、皖南的许多地方），割据一方，自称吴王。他后于武德四年（621年）归顺大唐，持节总管六州军事，授歙州刺史，位上柱国，封越国公，后来死于长安，死后谥号“忠烈王”，归葬歙县。乡人为之立祠崇祀，直到现在，徽州还有不少忠烈祠。忠烈祠也叫汪公庙，汪华被称为越国公汪王神，俗称“汪公大帝”。近数百年来民间尊奉汪华为“太阳菩萨”，徽州各地有“游太阳”的祭神活动。越国公汪华是徽州最负盛名的地方神，因此，《豆棚闭话》将汪华塑造成一个徽州朝奉，一个典型的典当业商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明代以来，在江南各地，不仅是通都大邑有典当铺乃至“典当巷”甚或“典当街”，而且，典当业的触角更深入到了僻野荒村。俗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一般民众遇到的徽州人，除了垄断价格的盐商外，最多的就是典当商。在民众的心理中，“荒年熟典当”，典当业总是乘人之危而暴发不义之财，典当商成了农村社会贫困化的罪魁祸首，典当商往往是“为富不仁”的代名词。这在三言两拍以及清代的《儒林外史》等小说中，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卫朝奉，可以说是见利忘义、贪婪成性的徽商形象：

却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等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够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

这位卫朝奉经营典铺，通过各种手法盘剥顾客，大发不义之财。在明清时代，在“无徽不成镇”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卫朝奉的形象几乎成为徽商的典型，成了唯利是图者的代名词。在当时，“徽州朝奉脸”或“朝奉面孔”相当著名，成了民间耳熟能详的一个形容词：如果说某人“做出徽州朝奉脸”，就是形容恶狠狠的高利贷盘剥；而“徽州人口气”或“徽州朝奉口气”，则是形容某种令人厌恶的傲慢。以至于在当时，凡是刻意盘剥、贪得无厌者，即使不是徽州商人，也被人类比成为“徽州朝奉”。当时人对于徽商有许多怨毒的称呼，如“徽狗”、“卵袋朝奉”等，连带着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加以夸张性地丑化。譬如，徽州人素以节俭著称，晚明旅行家谢肇淛曾经指出：徽州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虀，欣然一饱……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这说明徽州人确实是节俭成性。不过，江南各地的一些民众，为了发泄对席丰履厚的徽商之不满，加油添醋地塑造出徽州人的种种社会形象。例如，《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中的老朝奉汪彦，让兴哥前往平江（苏州）下路开设典铺，凑足一万两，“照例备了些腌菜干、猪油罐、炒豆瓶子，欢欢喜喜出了门”。腌菜干、猪油罐和炒豆瓶三个道具，可以说是形象地勾勒出徽州人的日常生活嗜好，也真实地反映了徽州人节俭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