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成了一种规则

儒家学说作为道德要求可以说完美无缺，但作为官场政治的理论基础，那就等于是在为社会树立了一套规则：表面上奉行礼教，实际上遵从厚黑学。这就像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在欧洲和世界的遭遇一样。

孔仅出身自南阳郡显赫的冶铁企业家族，东郭咸阳出身自齐国盐业大亨之家，桑弘羊也是一方豪富，他们在推行新货币政策、盐铁专营政策时，实际上也是在谋一己之私--显然，他们可以从这些政策中获得巨额利益，而汉武帝此时正在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置于高堂之上，准备顶礼膜拜。一方面大肆席卷民间财富，一方面将一套仁义说辞供奉起来，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打击匈奴。不错，卫青、霍去病是驱逐匈奴于千里之外，但实际上，匈奴只是被打击了一时，没过多久又卷土重来，而汉帝国及后世子孙却从此成了官本位的奴隶，真可谓"功在当代，害在千秋"。

桑弘羊等人还有另外一招，那就是针对中产阶级征收"算缗钱"政策，规定凡是家中有轺车的，就需要缴纳一笔税，如果是商人则要缴纳一倍。这项政策最初规定，这些家庭要自觉申报家产，然后按照这个数额缴税。桑弘羊等人当然清楚没人会那么自觉如实申报，所以紧接着就出台了另一个配套法令："告缗钱"法令。也就是说，鼓励广大人民互相揭发、互相告密，谁隐瞒了财产数额，谁私藏了多少财宝，结果是什么？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这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差不多是一回事，结果就是只要有点钱的人家没有不被告发的。很显然，这项政策的后果必然会掀起一场互相告发的风潮，但汉武帝仍然置之不顾，急于敛财，儒家的仁义哪里去了？儒家的信用哪里去了？汉武帝明知道这样做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引起民众间的互不信任，仍然这样做，难道一场战争就可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吗？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培养了中国人的背信弃义精神，而政府发行劣币等掠夺民间财富等做法也等于失信于民，但台上国家的政策却是尊崇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哲学。结果就是，台上，那大大的儒字旗高高地飘在朝堂之上；台下，那一群群的酷吏正在横征暴敛，这种景象就是一个"克己复礼"的社会？骗鬼呢！

这种社会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等于宣布了一条规则：我们嘴上要时时刻刻念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条，但实际上我们会另外实行一套。周礼在这一规则上有两点与汉武帝时不同：一、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及一整套国家制度很纯粹，很淳朴，而且国家没有实行汉武帝这样的明抢暗骗，所以，西周政府的信用还是很不错的--周天子为了褒姒一次行骗就毁了国家信用，但直到东周灭亡前的一刻，周天子仍然是周礼的典范；二、周礼是西周、东周的一贯政策，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即使有规则，也不是遍及全民，成为一种全民心照不宣、共识性的社会行为规则。

在经济领域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那必然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得到支持才行，所以，汉武帝也需要树立一个单一思想，就像秦国需要法家思想一样。有些人认为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这一切都是班固在造假，班固虽然是修史的，但一个班固还造不出这么大的假。到底班固造没造假暂且不去争论，有一点肯定就行了，那就是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点是千真万确的。董仲舒有一段名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分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话说得很明白，也很直截了当，"统纪可一"、"民之所从"，汉武帝要的就是这个，这就够了，至于孔子学说中的那些高尚无比的道德信条究竟能有几样成为现实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