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闸北公园有一座墓地，似乎久被人遗忘，显得异常地落寞和孤寂。半拱形状的墓丘前有一墓主的大理石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着于右任所书的一段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渔父者，宋教仁。于右任，宋之好友。于文之惨烈沉痛，情出宋之凶死。宋之死，则断送了民国和平。谁杀了宋教仁，谁扼杀了新民国，似乎答案在众多史籍书刊中也不乏解说，但是，遗憾地说，宋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于先生“期之良史”似仍无期。

宋教仁刺杀案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历史事件。宋教仁是中华一位杰出的人物，直到现在仍不时有文章纪念和怀念他。他本是个出名的革命家，是推翻前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但宋先生最大特点，是在革命即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就高度重视对未来新社会的建设。他留日六年间，不仅从事革命活动，在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都用心研究法制和政治经济学。在革命运动中，他起草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的文件，有厚厚的三大本。武昌起义后，由他起草的《鄂州约法》相当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他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辛亥革命后，他很快就积极投身共和国制度建设、宪政实践。他筹组了国民党，当选为理事长，成为最受瞩目的政治家。另外，他热心南北调和，主张和平民主道路。这样一个受尊敬和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突然遭到暗杀，颇似于甘地，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圣雄，偏偏死于暴力。所以宋的死在当时社会上掀起巨大震动，甚至报上有这样形容：举国惶惶，挥泪如雨，报纸记载，笔为之秃，墨为之涸。人们既痛惜宋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这样的才干不再有，也伤感他毙命仅三十二岁的华龄。更有远见者，断言：宋教仁去，真共和随去，国事不可问矣。后事果然不可问，以宋教仁案为导火索，接着发生了“二次革命”，它开辟现代武装政治先河，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继之国家分裂，南北成立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数不清的各种名目的革命，几十年不休。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读到的历史确是惊人地片面和模糊，多为不负责任的歪曲和武断的结论。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杀宋背后的指使人是袁世凯，这案子似乎成了钦定铁案，袁是主凶的推测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铁定史实。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证据明显不足，斩钉截铁的指认，竟主要依靠推测和认定袁是个坏人这一前提，似乎袁世凯称帝复辟，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从宋案来看，该案政治背景错综复杂，惊险离奇，一案套一案，连环凶杀，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没有可靠地破解，就简单地一股脑推在袁世凯头上，我们很少见过这样不负责任的历史，这样自以为是的自圆其说。不错，杀宋的后台，袁世凯有一定嫌疑，但并不能排除宋案还另有其他嫌疑人，也不排除没有别的后台背景。本来这是当时警务和法庭应该完成的职责，许多情况需要嫌疑人亲自解释，许多疑团待法庭调查清楚，但缺少司法独立的中国不可能完成如此重任，宋案不仅没有得到过公正地法律审判的机会，反而成为法律丧失、暴力加剧的推动器，这给了好把历史打扮成小女孩的伪装大师们以机会，将严肃的历史描绘成一部狼外婆和天真儿童为主角的童话。

一 宋教仁之死

关于宋教仁被刺杀的经过，当时报刊记述颇详，各种书籍转述大体相同，没必要重复撰写，所记与事实没有太多出入，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下面我们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中第四十七章“宋教仁被刺”转引如下，书的一些评论略有删节，算是将背景做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