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通过联合青洪帮进行反清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打开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局面，而陈也因为得到青洪帮这一强大民间力量支持而地位骤增。他和蔡元培、宋教仁等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机关，成果就是促成了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而陈在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也曾住过。当时陈自己参加了青帮，而应也参加了同盟会。陈当时主要依靠的帮会人物就是李征五和应桂馨师徒。上海光复前，帮会凭借自己独特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为革命党人侦探情报，提供保护，甚至捐钱输财，提供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和秘密据点；上海光复之战，帮会更是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和有力臂膀。他们追随革命党人，说服地方，争取各界，并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至少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后，当时革命阵营中两大势力派别，一是光复会，一是陈为首的同盟会。帮会竭力支持以革命党人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甚至可以说陈其美是在帮会头目武力胁迫与会者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当上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在帮会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袁克文曾说：“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转引自陈惕敏：《我的老师袁寒云》，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应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光复上海之战中，他亲自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非常重用青洪帮的哥们，李征五被授少将，另一个青帮大佬刘福彪也带兵受命沪防重任，但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是应桂馨。这不仅使应较早具有帮会与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而且成为上海帮会中与陈其美过往最密的一个。应先被任命为陈身边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上海，陈派应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的任务，可见陈其美对他的信任。孙中山由沪赴南京的具体保卫工作也是陈其美安排应桂馨担任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特任命应为卫队司令，并令其在上海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受到如此重用，甚至取得孙中山的直接信任，革命成功后他个人前途应该很不错，但他身上江湖气太重，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当上孙的卫队长，负责警卫，对来访孙的亲朋故友开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他时常看人下菜，有时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看其不适合这种工作，仅将其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这个职务挺重要，据应后来自言，下面管十二个科。谁料应并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他们显然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帮会伙伴。其中有的卫士不愿离开，应竟用武力威胁。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加上应日常有贪贿行为，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孙中山打发他回了上海。应自己则说，他是在临时政府工作完了后，才离开的。

宋案后，很多人凭借洪述祖和袁世凯有些私人关系推断袁为幕后指使者，殊不知，直接雇佣杀手的应桂馨虽然是帮会身份，确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人，而且曾是最受信任的党人，孙中山的卫队长，南京临时政府的庶务长。如果仅仅以私人关系推断，应桂馨和陈其美甚至孙中山的关系，可比与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北京政府关系要深得多，密切得多。这确实是个疑点，应与革命党人有多年战斗情谊，特别与陈其美，关系密切非同一般，他与革命党上层人物也多熟悉，难怪宋案发生后，有人讲是革命党杀革命党。

显然，不论应桂馨是否曾参加革命，其主要生活内容仍是帮会格调，他的生活是每日花天酒地，夜夜妓院寻春，烟、赌、毒都沾。他干惯了图财害命、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这些勾当，不过由于身份地位的提高，从事更复杂更高一级的犯罪活动。应回到上海后又投身青洪帮事务中，他抓住新老政权交替时的机会把帮会组织公开化，并希望能成为与他党抗衡的政治势力。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一个“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准政党组织。也是在陈其美鼎力扶持下，应桂馨战胜多个比他有名的青帮大佬，当选会长。国民党控制的《民立报》上刊出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7月12日，共进会发出布告，号召各省同志诸君，如愿担任设立支部者，即祈先就所在地点设立通讯处，并祈速派代表来申接洽为幸。随后共进会在江浙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支部。9月，杭州机关部向帮会密集的金、衢、严、处、宁、绍、台、温八府每个县各派出调查员二十人，广招会员，准备各设机关部一所。应桂馨搞了共进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种招兵买马的手段，扩大会众，实质仍是帮会。在共进会成立当月，由于湖北张振武被黎元洪所害，应受雇奔赴武汉，试图策动倒黎暴动。也有一说，他收取了张振武妻子的报酬，去寻求暗杀黎元洪。但是，应去武汉显然与他和前革命党人的密切关系有联系。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虽然是革命党人推举上台，但他其实是被从床底下硬拉出来参加的，他的底细老革命党人很清楚，对他并不尊重。而后来随着革命发展和胜利，黎的威望猛升，也逐步控制了权力，他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加剧。特别是他借刀杀死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并在湖北残杀革命党人，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国民党人何海鸣在上海《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黎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革命党人当时策动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事为黎所侦破，黎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八人抓捕，并把四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南湖马队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部分官兵起义，结果被黎的军队镇压，几百人被杀。起义失败，参与反黎的人纷纷逃跑。应桂馨因参与其中，黎元洪得知，下正式通缉令抓捕，应慌忙逃回上海。

此时，袁世凯政府正筹划解决革命后的帮会问题，江浙青洪帮由于参加革命又成立共进会，演变成社会公开化组织，正是解决帮会问题中最复杂也相当棘手的一环，特别是又卷入武汉军队暴动，这情况引起袁政府的注意，遂派出洪述祖，希望既取缔共进会，又能善后处理稳妥。洪述祖南下的同时，9月29日政府发出惩治帮会的《大总统令》，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

政府对共进会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方针。对共进会活动最炽烈的江浙地区，坚决打击。浙江都督朱瑞下令逮捕一些共进会负责人，9月下旬，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认定共进会会员“莠多良少，恃众横行”，“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唯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9月至11月，浙省当局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三人，全部处决。（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载《史林》，2005年第1期）

1912年9月，洪述祖来到上海，找到身负通缉令被追捕的应桂馨。洪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这两个帮会之人，显然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并很快称兄道弟。洪述祖不愧是老谋深算，他在代表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对上海的共进会采取收买的软方式。洪述祖和应桂馨谈判非常成功，双方达成默契，首先洪积极帮助应解除对他的通缉令。黎元洪致电国务总理称：“据程都督电，应夔丞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请将通缉原案取消。”接着北京政府批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唯应夔丞是问”。这无疑是洪述祖对应个人的莫大帮助和大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