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对共进会实施取缔，一方面出于解散共进会的需要又想借助应桂馨本人。如果应桂馨愿意配合，借助会长之力来达目的固不失为事半功倍之策。可问题是，在这层考虑之外，又掺和进另一层动机，袁世凯政府同时还想在南北政争上对其加以利用。他们想物色一位既能探听对方情报，又愿意为自己效力的人，这个角色由应桂馨担任比较适合。应桂馨有办法获得国民党的情报，同时也愿意为袁世凯政府效力。此时的应桂馨与国民党上层还有一定的联系，如宋教仁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便是证明。革命党人与帮会毕竟关系深远，要想一下子彻底割断彼此之间公与私的种种交往显然不太现实，而正是这种藕断丝连的公与私的交往成了应桂馨获取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国民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空间上的吻合也为情报的搜集带来了便利。帮会社会触角很深，方方面面均有网络，信息渠道也比较广泛，因此这些条件都为他获取国民党情报提供了方便。

应桂馨攀附一个新靠山，投靠一个新主人，而且表现得积极主动，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应桂馨表示从今服从政府，“情愿效力自赎”。应桂馨想巴结新主，新主与国民党是政治竞争对手，自己对革命党人又存有报复心理。在这种关系之下，有人故意利用这种关系，一再纵容帮会已有的报复心理。洪述祖则是把此做到极端，在处理青洪帮过程中，洪述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他是袁世凯政府与应桂馨之间的联系人，对应桂馨来说他是中央代表，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他对情况最知情，被给予很大相宜行事权力。他利用公务之便，在把黑社会介入政争和最后失控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