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七事变"，忍辱建国的丧钟

在"黄金10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民国忍耐着日本占据东北的屈辱，一心经济建设。但在日本觊觎中国更大的领土和利益的情况下，这种忍耐式发展，只是空中楼阁。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民国政府曾有一段所谓1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10年，甚至被称为黄金10年。

国民政府以最大的耐心，忍耐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进行经济建设。但事实表明，在日本陈兵于中国的国土之上，虎视眈眈中国更大的领土和利益的情况下，这种忍耐式发展，类似空中楼阁--建设得越豪华，后来的破坏就显得越悲惨。

从成立"满洲国"到"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的华北进行了数年的蚕食和渗透。尤其在1935年到1937年初两年间，日本将目标定位"华北自治"，也就是消除中国政府对华北的影响和控制。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前的10年，对日政策基本上以妥协为主，给中国带来屈辱但是却在发展的10年。这10年，蒋介石通过一场场的内战，统一了军阀势力，在党内斗争中有惊无险，并集中精力打击了共产主义力量。

这些成就，或许可以解释蒋介石为何选择"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政外交政策。

一些后来披露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有清晰认识的。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0天后，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日记中这样分析当时形势：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这段文字表明，之所以采取忍辱负重不抵抗的政策，蒋介石自认为他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屈辱的《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又在日记（1933年6月3日）中这样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求和的卖国条约，但在客观上，确实避开了与日本立即展开全面战争的危险。有观点认为，这一协定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在内，对国民政府的委曲求全是赞成的。

但是蒋介石毕竟是一个抵抗派，并从一开始就认定，对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而且中国最终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