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7年的事了。那一年，母亲在上海和苏州两地跑，她在苏州的外联厂做厂长，一个星期就只能回来个一两天。而父亲和我都是番三班的，经常我回来父亲就去上班了；父亲回来了，我又不在家。除非大家都在，我们才会做饭吃。

那一年，我过得很混乱，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化工厂的生活让我腻味透了，而我又没有其他的谋生之道，所以，只要闲下来，就会和其他几个青工聚在一起打牌、去录像厅、泡舞场。反正家里也没人管，我就过着不负责任的生活。

8月23日下午，上海有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们组了一个团出去走穴，问我去不去？那时，我是个对文艺非常好奇的青年，已经跟这种野鸡团出去走过几次穴了，虽然只是帮着装台卸台，轮不到我上台表演，但演员少的时候也是会上去丢一下人的。记得有次在崇明岛，因为节目实在太少，我还被推上去表演过舞蹈——跳慢三步（看到这里请大家打住，千万不要再去想象那种画面了）。

好像是下午六点多的火车，但我从闵行去上海就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而那天父亲正好在家，所以，我就让父亲用自行车送我去长途车站。

印象中，父亲有些不高兴，他说：你这么随便就去外地，厂里请假了吗？我说：不管了，反正我也不想干了。父亲又说：母亲回来怎么交代？我说：编个谎，说我干吗去了都行。

那时候，我只有十几岁，已经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了。

父亲使劲踩着车，我搂着他的腰，坐在后面，没多远，轮胎就爆了。记忆中，我是跳下车就往前跑，父亲是推着瘪了轮胎的车在后面追，一路小跑，我们赶到车站。

这时，正好来了一辆长途车，我就说了句：我走了，家里的事拜托了。父亲都没来得及回答我，我就跳上车去，透过车窗，我看到父亲在对我挥手，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见。

父亲对我挥手说话的画面，从此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变幻各种背景、各种表情，但是是无声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让我很难过，因为这次挥手竟然是我们的永诀。

午夜，我们到达徐州，然后又被拉到郊区，我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铜山县，那是个煤矿。我们被安置在一套私人建的大院里，一个院子两间屋，女孩男孩分开住。

第二天，我们上街去贴海报，去剧场挂大幕，装设备，忙到晚上演出完，已是满天星斗的时分。我们洗完澡，大家就坐在院子里聊天。将近午夜时分，我看见院子中间的大树上，有一团人形的白影在那里舞动，我以为自己眼花了。

然后，每隔几分钟就出现一次，这个频率有点高，我开始觉得害怕了，就指着大树叫大家一起看。但是，在大家的注视下，白影却不出现了。女孩子以为我是故意在吓人，都来打我。但我明明是看见的，在大家的注视之下，它就是不见了，这让我很疑惑。

午夜时分开始起风了，我们开始感觉到一些盛夏午夜的凉意，大家聊得兴起，谁都没有回房睡觉的意思。这时，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件怪异的事物：我们所有人都坐在院子里，这个院落是由一套住房和一间厨房构成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么两个门，我们坐在卧房和厨房的中间，围坐一圈，我面对的是厨房的窗户。

事后，据他们讲，当时在一瞬间，我的脸色变得非常扭曲可怖，那晚的月色特别地清朗，给每个人都镀上一层银光。我的脸在这一刹那变得惨白，我抖着手，直着眼，指着面对我的厨房喊了一句：“谁，谁在里面？”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赶忙扭头看去，只见一颗人头从木框的窗棂里探了出来。大家都忍不住惊声尖叫起来，人头飞速地缩了回去。我们连忙起身，开了灯，冲进厨房。

厨房里四壁空空，还没投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冲进了一个空房间，除了蜘蛛网，什么都没有。大家面面相觑，知道有事情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这时候，风开始刮大了，空中细细碎碎地往下飘起了煤灰，大家都没有心情再坐下去了，收拾东西，回房睡觉。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开始发烧。这是我这一辈子生的最奇怪的一场病，我除了有一张通红的脸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症状：既不发热也不难受。

所有人看见我都非常担心，因为我是这个团体里年纪最小的一位，而且像我这样整天红得跟“关公”一样，对他们来说，压力也太大了。

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从早到晚都抱着西瓜，拼命地喝水，希望能够降温、褪红，但我就是红着一张脸，丝毫也没有妥协的意思。

就这样，到了第四天清早，我上海的一个朋友找到了铜山县，就在走进我们大院，找到我的时候，我的脸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我朋友说：你爸爸重病住院了，家里要你速回上海。

就这样，我又是急匆匆地上了火车。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上海，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屋子的人，一屋子的白色和黑色。

我走的第二天，父亲因为脑溢血，当天晚上就离开了人世。回来的这天正好是我父亲去世的第七天，家里原以为找不到我了，正在做“头七”的时候，想不到我就走了进来。

我和父亲的车站一别竟成人间永诀，一想到从今往后，爱我、疼我的父亲将变成一小盒的骨灰，长眠于冰冷的地下，我不寒而栗，扑倒在地，放声恸哭。

从这天起，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两个人，走了一个；从这天起，我才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大人，开始学习担负起家庭责任的担子。

一年后，我开始了流浪打工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