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读初中时，母亲还是个小学的体育代课老师。

她的课上得非常好，人缘也非常好，她带的运动队也有很多学生在市里拿成绩的。她当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常年当选优秀教师却永远得不到转正，这是她的性格所不能容忍的。

一怒之下，她辞职进了一家民办的帽子厂。

这一步走得很坚决，因为形象颇佳又有文化，做了几天工人，母亲就破格进了销售科。

几年之后，竟然还成了厂里的台柱，当帽子厂在外地开分厂时，母亲首当其冲地去做厂长了。

然后，母亲就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有新发现：母亲会抽烟了，母亲会喝酒了。

母亲的解释是：要应酬客户，只好陪着喝，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会喝了。

我说：那最多喝多少？

母亲想了想：大约半斤白酒吧。

晕！

有一段，家里经常有封缸酒喝，那是母亲在苏州做厂长；又有一段，家里经常有糟货出现，那是母亲在宁波做厂长；有一段，家里什么土特产都没有了，那就是母亲不做厂长了。母亲当厂长期间，是家里最太平的时间。父亲和我番三班，母亲又在外地，大家见面的机会极少，所以，他们俩吵架的机会也就降到了历史新低。记忆中，在我小时候，他们每次吵完架，母亲就会对我说：我和你爸爸没有共同语言，我总有一天会离开他。

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很少，但生活其实很协调。他俩都会主动买菜做饭干家务，父亲负责重体力活，母亲承担所有的手工活，从买布、裁剪、缝纫、编织到布置整个家，他们分工得很精确。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亲永远在拆工厂发的纱手套，母亲就会把那一团团的线变成我们的衣服。

但就在这时候，父亲突然就脑溢血去世了。当时我在外地流浪，母亲给这件事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时候，她突然醒悟过来：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走了，那个人陪了她二十年。

母亲以前常说：因为有这两个孩子，我才勉强和你一起生活，要不早和你离了。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她离不开这个男人。

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埋在苏州，这样她就可以经常去看看他，陪他聊聊天。

母亲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有很多男人在追她。

我后来去了深圳，和母亲的书信往来中，我劝她：父亲已经走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再找一个吧。

没想到，母亲马上就给我寄来了许多照片，好像一副扑克牌，那都是她的追求者。母亲说：人多的是，你帮我挑一个吧。

我吓了一大跳。

最好笑的是，所有的叔叔们都把我当成了突破口，都来讨好我。

经过一番角逐，一位姓陈的叔叔跑出了头马，赢了这一场，成了我的继父。

陈叔叔是上海人，他也退休了，然后在温州老家又找了一份工作，所以，母亲也就陪着他温州上海两地跑。不多时，母亲就学会了天下第一难学的语言：温州话。

后来，母亲也退休了，她去了一家酒楼当经理，从配菜到掌勺一把抓，厨艺也突飞猛进地长进。

我每次回上海，母亲都能把家常便饭做出派头来，让人吃得口服心服。

我请他们去雁荡山玩，我给他们买房子，我给他们提供优裕的生活。

这些都是父亲来不及享有的生活，我希望母亲可以过足。

我以为他们会很快乐。

在我来北京发展的几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