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寄托想象和情感的文学，是我们的影子——即外于自身却又不能割离的一部分——失去影子我们就成了鬼魅。

梁文道确曾向我提及他的金属疲劳：“有时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节目。”社会学者理查德·桑内特说过，在私密性逐渐压倒公共性的转折时代，由于大部分人认为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是羞耻的事，而某些人会被民众赋予这种公开流露情感的特权（或者说代民众流露情感的责任）—— 因为这些人有更敏锐的感受力、更能感动人的表达力，以及超于常人的控制力，不会失控。他们必须清楚人们本身的模糊感受，将之提炼为更高层次的爆发，而在爆发后又能理性地出入自如。这三者缺一都会有损于威信。这是对群众领袖、杰出作者的要求，也同时是对于演员的要求。历史上的著名先例是左拉，他在1898年为“德雷福斯事件”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长达四十页的公开信《我控诉》，里面痛斥了法国整个政治及司法制度的腐败，其实并没有确实论点和证据，却可以把同意和反对的阵营像红海那样分开两半。刊出后，整个巴黎都在谈论左拉，德雷福斯事件变成了左拉事件。梁文道曾经在香港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里做了类似的事，就是写了一封叫《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的公开信给发展局的官员，在码头被拆掉后言说保卫者的胜利，也把社会上的进步者和保守者像红海那样鲜明分辨。他一定明白，在这个忧伤难言的时代，他被挑选为最重要的群众领袖、杰出作者、演员。因为他曾是一个日夜颠倒、只为自己的兴趣工作而不上班的人，在黑夜将尽的清晨街头同时看到终结与起始，宿醉者的颓唐与循规者的碌碌，而他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在静坐禅修时可以把感官提升到超人的敏锐，这些敏锐让他理解苦难，并因慈悲而行动。

梁文道是何等机巧——我教写作时常常向学生讲解《我的病历》：他非常简洁透彻地交代疾病的客观情况，使用术语来显示知识，形容痛苦时不带情绪，病发时所有心思都用在计算周遭情况、他人反应之上——语言操作是简单的，那股计算的意志才是深不见底——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一个机关算尽的人之绝望，大概会是真正的绝望。然而梁文道的文风有英国知性散文的传统，那是以冷淡来表达自己的真诚。像《延滞》里写收到恨意如火的信，他的反应是“我却想象，他其实已经不恨我了。就在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就在他寄信的一刹那，又或者在这封信漂洋过海来到我桌上的这段期间。连人都可以在一瞬间死亡，何况人的情绪？”这真是叫人惊心动魄的冷淡，万物如一的冷淡。并不是很多伤心绝望的人能跳出自我，以旁观者般的语调向人一一剖析自己的情感、历史、罪愆，兜兜转转但一无自溺，他的真诚来自他对自己的冷淡，看他在书展叫卖时瞬间面对生死旧情，末了竟能以叫卖成果将一切轻轻带过。他的脆弱都由他自己处理，素情自处，甚至轮不到你担心。他的秘诀乃是与一切保持适当距离，包括对自己，以令观察透彻，又不失去行动的能量。对于这样的人，只能引用世上最懂讨好人的胡兰成：

“瞿禅讲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对于刚才的讲演我也不赞，而只是看着他的人不胜爱惜。我道：‘你无有不足，但愿你保摄身体。’古诗里常有‘努力加餐饭’，原来对着好人，当真只可以这样的。”

我和梁公通电邮时常常无话可说，只有叫他保重身体。他大概以为我是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