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毕业之后，我考不上大学，停学一年。那一年里，我会靠在地铁站栏杆边喘气，直冒冷汗，呼吸困难。好几次我以为自己会死在路上。

第一次的事故发生在1989年高考世界历史科的考场。突然的胃抽筋令我不能继续持笔，场上监考不大关心我的情况，也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措施。我只有挨到火车站，想搭乘火车去旺角会合我的朋友。该日五四，学界有一趟游行。我却蹲在车站的男厕里，无法把握自己的状态，不能判断该呕吐还是透过直肠泄出不快。我只好站在一格便坑打起气功，以助自己平静下来，别人都把我当作疯子。额上冰凉，整件上衣却已被汗湿透，我知道得立刻赶去医院，所以叫了辆的士。

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急诊室等候了半小时，我暗忖自己会在那排长凳上完蛋，撞向右边那位女士。结果没事，因为家人到了之后，循例先把我臭骂一顿，我整个人瞬即平稳下来，一起讨论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怜我的女朋友还在旺角等我，等了两小时，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未来一年会是那么难受。

后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看医生。他们最初的诊断是胃抽筋，后来就只给我一些维生素丸，骗我那是有用的好药。我完全明白自己的病是疑病症，我也知道自己的精神压力太大。但是在戏院内我会无法呼吸，半夜会突然从床上直板板地坐起，甚至走着走着可以无力得几要跪倒地上。这些感觉那么真实，令我醒悟到我不能再靠西医西药，我给自己发明了一种药，就是一种运动饮料“宝矿力”。在那一整年中，我每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喝宝矿力，它简直是领受了魔法的巫药，药到病除。

或许因为身体，在所谓的文化圈中又算是新人（虽已写了一年多两年的稿，但真正加入群体活动还是不久之前的事），那一年里，我很没有自信心。记得在客串一个演出时，我需要脱剩内裤演出。开场前半小时，我急急跑到厕所内换上一条新的。还好我有许多朋友（虽然很少见面），他们实在是仁慈的人，扶了我一把。

有一回，其中一位找我不晓得干什么，被家母截下电话。她似乎不太客气地叫他不要再找我，因为我要准备入大学的考试。他当晚和我的父母讨论了半小时，三个大学毕业生为了我的前途，辩论大学的重要性和其本质，令我尴尬。但是我很感激，他实在是一个好朋友。我想，我不该常说他的坏话。

1989年，我参加了一个实验剧场的演出。其实是段美好的日子（对我而言，世界似乎是新的），我在晕眩、冷汗和兴奋中度过窝在黑暗小剧场的每一天。第二次百万人游行当晚，我要回去排戏，既然下午有空也就到中环走一遭。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试图理性地解释为何我在游行中途离开。当然群众运动的本质，突然具体地树立眼前，是使我很紧张、难受，不得不走。但如果不是本来底子就差，那一天我又会不会那么不舒服？那一年来的虚弱对我的政治表现起了什么作用？这是我到现在仍无法解释的。只记得那一天，走到现在的利宝大厦前一条街时，我就按着其他人的肩膀，离开人群，扶着栏杆和路障走下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