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次举出修水河渡河战役的理由并不仅仅在于此。小津的文章、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后来编纂的正式战史--即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特意没有涉及的问题存在于这次战斗之中，包括这次战斗在内的"支那事变"中日本军队对社会秘而不宣乃至一直否认的战斗方式--但最终还是败露了--以及小津被纳入这次战斗的特殊方式，在这里面都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这时，小津的日记作为证言具有重要意义。

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问题在下面的文章中将得到最好的说明。

1939年，在南昌战役中，日本军队进行了强渡修水河的战役，发射了三千余发毒气弹，丢弃的毒气弹筒有一万五千余个，绵延八公里的中国的两个军不战而败。

小津安二郎被编入华中方面军，作为上海派遣军直属野战瓦斯部队中的一员参加了这次战争。根据《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一书中所收录的"1937年9月11日的临参命第九十九号"，上海派遣军的组成中有野战瓦斯第一、第二中队（甲），估计小津就属于后一个中队。这个"临参命第九十九号"的构成也收录在"战史丛书"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截至昭和十四年九月》中，在这部书中，构成成了"概要"，野战瓦斯部队被省略了。

我们逐步地加以说明，在所谓的"支那事变"中，日本军队在非常多的战斗中使用了毒瓦斯武器，这个事实今天已经广为人们所知。但相对来说这只是最近的事，尤其在战争期间，在国内是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这违反了日本政府也签署的国际协议，对此军部当然也是了解的。因此，这个事实不可能在媒体的报道中出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新闻报道那样。

到了战后，毒瓦斯武器尽管预定在东京审判中被指控并在进行调查，但这与使用细菌武器一道被免除了责任，没有得到起诉，所以，后来虽然有过片断的回忆，受到怀疑，但是对详细查明事情的真相来说，似乎一直持续着材料不足的状态。因而，也展开了抹杀日本军队使用过毒瓦斯事实的工作。不仅仅是修水河渡河战役，在所有的叙述当中，"战史丛书"都以"概要"、"省略"等形式，非常细心地把瓦斯部队的存在、使用过毒瓦斯的痕迹从"正史"中排除出去，这套丛书可以说是个典型。

事情发生急剧变化是在1984年，两位日本研究者粟屋宪太郎和吉见义明分别独自发现了保存在美国的旧日本部队的资料，这成了契机。他们所编纂、解说的《毒瓦斯战相关资料（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第十八集）》（不二出版，1989)中所收录的十六个资料中包含了许多日本部队在中国内地使用过毒瓦斯的具体事例。前面所引用的中国研究者纪学仁的断言很显然也是基于这个决定性的资料集。这个资料集有一个续编：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瓦斯战相关资料II（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补卷②）》，本书的内容也有许多地方是仰赖该资料集的。

此外，在此之前，有必要对研究战争时期文学的学者高崎隆治的先驱性探究做一评价。高崎发现的、在《战争文学通信》（风媒社，1975)一书中做过介绍的冈本芳雄创作的《山褶》（洸林社，1943)应该是一部可以推断1938年秋季左右某野战瓦斯中队的行动和实施毒瓦斯战争的作品。这可能是与小津不同的部队，但是这提示了像这样的部队的存在和行动。

进入1990年代，我本人对这个问题集中关心起来，这时我参与了编纂小津所有日记的工作，于是得以读到直至那时为止所发现的所有的材料。当然，在这之前，根据《续·信》我已经认识到修水河战役在小津战争体验中的重要性。因此，我对以下两件事记忆很深：一是1984年10月，《朝日新闻》对在这次战斗中使用毒瓦斯证据的战场照片的全面报道；一是后来人们发现实际上这张照片的地点并非是修水河，而是一个错误的报道，从而引起轰动，于是出现了一个动向--有人趁机跳出来全面否定日本部队使用过毒瓦斯这件事本身。正由于此，当我接触到小津日记中这部分的记述时，就得到了确切的证明，即在这次战斗中的确使用了毒瓦斯。

他的这部分日记中记录了公开文章之外的事实。

3月20日（星期一）〈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