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看这个记载，在修水河渡河战役中就使用了一万五千个"赤筒"，三千个"赤弹"。正由于这是部队的绝密资料，因此这个数字应该是可靠的吧。尽管这是作为大规模使用的例子，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大。"例证集"中记载了五十六个，"战例集"中记载了四十五个毒气战。这些战争绝大部分使用了数十次、多则数百次毒气。这当然是违背了国际法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军部才极力想秘而不宣，在日本国内不让做任何报道。这之后，日本部队对毒气的使用似乎增大了频率。

违背国际法、格外大量地投入使用毒气武器的修水河渡河战役是所谓巨大的"开天窗"的象征，"小津安二郎的战争"也是一场"开天窗"的战争，它同样有这样一种未能报道的部分。

《支那事变国际法论》的作者从欧洲中世纪的侠勇精神的角度探究了禁止有毒武器的由来，并把违背这种精神称为卑怯和背信的行为。站在这个立场上，在中国战场上，日本部队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择手段地使用毒气，绝对是对骑士精神、日本武士道的一种背弃，是道德的颓废。是战场使道德颓废了吗？应该说是颓废扩大到战场中去并得以加强吧。不管怎样，我以为这里集中体现了日本现代道德的问题。

小津安二郎的内心中没有颓废的危机吗？1938年4月11日寄给野田高梧的信中提到在驻扎的定远出现了慰安所。1939年1月13日的日记中，记录下应城也出现了慰安所。定远的慰安妇是朝鲜人，应城的则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小津的战友高桥伍长尝试着去了应城的慰安所，但小津没有"尝试"的痕迹。或许有点与小津的兴趣不符吧。比起这样的问题，我更加介意的是小津刚回国后的一个发言：

看到这样的中国兵，一点也没有把他们当做人。他们是无处不在的虫子。我开始不承认人的价值，他们只不过是傲慢地进行反抗的敌人，不，是个物件，不管怎么射击，都显得心平气和。

他竟有这样瞬间的感觉。颓废在把人不当人看的情形中孕育。战争的现代化把人从质的存在贬低到量的存在上来，如果说像小津安二郎这样的人物都有一点阴翳的先兆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说在伤害他人之前就招致了自我的颓废当中，战争具有一种在本质上值得否定的东西。

另外，如果"小津的战争"还有一个令人介意的问题，那就是他的死因是癌症。也就是说，毒气部队的体验和癌症的发病之间是不是有关系？这是一个疑问。日本部队在中国的毒气战的实际情况逐渐明朗化，我们在思考小津在这当中的位置时，如果我们了解到中国受害者以及大久野岛毒气制造厂的原工作人员有不少人都患上了同样疾病的话，这个疑问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野战瓦斯第二中队加入到毒气进攻当中，仅限于修水河吗？日本部队的毒气面罩的性能好像并不差，但是，根据"秘密武器概说手册"中的记载，"赤"的效果"即便戴上防毒面罩，毒气的一部分会透过面罩，给予刺激性伤害"。

关于这一点无法证实或证伪。有必要对部队的战争经历、其他人员的死因等进行详细调查。但从人们对此疑问重重这一点来看，应该说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日本部队制造、使用、隐匿毒气的事实正如近来报道中所看到的那样，仍然遗留着问题。

小津安二郎的战争不能为过去的回忆所掩盖，这是我现在、目前所提出的问题。

归来的男人

作品的标题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那这篇文章就是这一期最出彩的，所以才用来吸引人的眼球。

提起1940年左右的《文艺》，它作为商业性的纯文艺杂志与《新潮》《文学界》是一种竞争关系。与老牌的《新潮》不同，《文学界》和《文艺》作为新兴势力，构成了一种挑战。关于这两个新兴文艺杂志出现于1933年的重要性，我已在第五章提及，毋庸讳言，这是包含着所谓"文艺复兴"现象的东西。

正因它们是同时代、同一类型的，所以从宏观上讲，可以看做是大同小异的杂志，即便在小异的方面有些争论，也必须把它们放到文学史的层面来看。不管怎样，这些文艺杂志牵动着各出版社的面子问题。正由于此，《文艺》1940年10月号的封面给人留下特殊的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