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张幼仪一直是希望能够复婚的。张幼仪总是把徐志摩的油画，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关于他的信息，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虽然能干的张幼仪内心明白：只要她愿意，在很多方面，她都可以做得比男人还好，可是一个骨子里传统的女人，还是会把她的第一个男人当做终生。

至于徐志摩，脱离了夫妻关系以后，用朋友的眼光来看张幼仪，也另有体会了，“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但是，尊重依旧代替不了爱。1925年，他们三岁的儿子彼得早逝，张幼仪让志摩陪她喝咖啡，看歌剧《茶花女》，看肖伯纳的《Joan Dare》。在最心痛的时刻，她仍然希望志摩陪在她身边。

可是，徐志摩却在给小曼的信里，大发牢骚，“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是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成了无趣的难关。”

柏拉图曾经说过：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张幼仪显然不是徐志摩的真理，林徽因以及后来的陆小曼才是他追求的真理，张幼仪几乎不幸地站在了真理的对立面。这是她无法摆脱的悲哀和不幸。

张幼仪1949年去了香港，认识了租她房屋的苏记之，一个专门治花柳病的医生。这位医生性情温和，谈吐风雅，不料老婆弃他而去，他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相似的命运让房东与房客惺惺相惜，加上住在一起，宛如一家人，难免日久生情。

1953年，苏记之向张幼仪求婚了。张幼仪先后给自己的二哥张公权、四哥张君劢、儿子阿欢写了信。四哥当年规定妹妹离婚后五年内不许再嫁，三十多年是多少个五年啊！于是回了电报，只有一个字“好”。可是回到家里又反悔了，跑回去又拍了个电报，变成两个字“不好”。

二哥张公权当年为妹妹做媒失败，自己对原配也不满意，他对自己很干脆，离婚娶了个知识女性，对妹妹却另有要求，不许她再嫁。现在，面对孤苦了大半辈子的妹妹的来信，他未置可否，说“让我考虑考虑”。

只有儿子阿欢的信让张幼仪泪流满面，放下一颗心。信写得通情达理，情真意切，“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8月，张幼仪和苏记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了婚礼，五十三岁的张幼仪漂泊到此，终于找到了一个停靠的港湾。两位历经沧桑的“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和美平静地生活了二十年，苏记之因为肠癌先走一步。

张幼仪来到美国，希望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不料遭到儿媳拒绝，“你姓苏，我们姓徐，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

面对亲情的疏离，七十多岁的老人依然沿袭着她一贯的坚强和隐忍，在儿子附近住下来，开始她规律的生活：每天七点三十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看看报，走走亲戚，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二百美金的输赢。一切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关于徐志摩的各版本传记里，张幼仪只有薄薄的几页，在徐志摩活色生香的感情生活里，她是惨淡、单调的一笔，没有人过多地关注。

她自己也沉默着，从不向别人披露那些陈年往事。直到八十年代，她九弟张禹九的孙女张邦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无意发现，她的姑奶奶竟然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这才有了1983年到1988年五年间，两代人陆陆续续的谈心，才有了《小脚与西服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才让我们对张幼仪有了多一些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