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分离，终于酿下了那幕惨剧：诗人在和小曼发生剧烈争执后，愤而离家，搭乘了一家邮政航班，飞机在济南附近触山坠毁。诗人走了，“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留下的，唯一完整的遗物，是陆小曼的一幅山水画卷，他拿去准备请好友题跋，小心地装在铁盒子里，完好无损地留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场景。

而诗人去世前的一年里，可以说生活在心碎当中，完全沦入“穷、窘、枯、干”的境地，有时甚至不能按计划回上海团聚，因为“来回票都卖了垫用”。他在信里反复说：“你如能真心帮助我，应得替我想法子，我反正如果有余钱，也绝不自存。”

穷困潦倒的诗人诗兴也枯竭了，即便写，也压不住灰暗的调子，“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首《生活》是他沉闷心境的写照。

也许，他们其实不是相配的一对，他们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却都缺乏理性，他们闹不明白，往日那炙热的爱情哪里去了？志摩彷徨极了，他说他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只有在梦里才能感受到“她的温存，我的迷醉”，也只有在梦里感受“悲哀里心碎”。

而小曼尽管花天酒地，心情也并未好到哪里去，她抱怨说：“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

一个委屈，一个苦闷，爱情似乎到了尽头。细细分析，一向顺风顺水的大小姐，一个浪漫至极的诗人，内心深处，也许有着自虐、受苦的潜意识也未可知，和生活为难，跟自己作对，这对男女就这样相互折磨，自我折磨，互为冤家。

这样的折磨随着一声巨响，在烈焰和坠落中化为一团灰烬，行将消逝的爱情也因此得以保鲜，静止在最凄美的画面。

噩耗将小曼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她无法原谅自己的顽劣、不懂事。就在诗人临死前，她还将烟灯、烟枪扔向他，砸落了他的眼镜，让他负气出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她责备自己从来没有为他理过行装，没有注意过他衣衫日益破旧，为满足她喜好千里万里寄来的食物，她没有珍惜过，蘸着心血写来的信件，有时还没仔细看上两眼就扔在了一边 总以为丈夫是自己的，一直会好端端放在那里任自己支使。

当上帝收回了给她的特权，小曼开始成长，她擦干眼泪，立志要成为志摩希望她成为的那种人。她从此素服裹身，再没有现身热闹的社交场合，每日在志摩的照片前供奉鲜花。开始拜贺天健、陈半丁为师学画，从汪星伯学诗，着手整理志摩文集，后来还戒了鸦片，全力做个新人。

只是在私生活上，她的选择依然是陆小曼式的，前夫王庚希望与她复合，大哥胡适也愿意照顾她的生活，可是她依旧和翁瑞午不离不弃，哪怕这个男人后来又老又丑又倒霉又没钱，她还是和他同居了，却并不结婚，规定他不准抛弃自己旧式的老婆，后来还抚养了翁瑞午和一个女学生的私生子。

这样一个女人，在她六十二岁的那年春天，撒手西去，死的时候，憔悴干枯，只有一个表妹陪伴在身边。

这样一个女人，前夫王庚将她交给志摩时不忘说上一句：“你如三心两意亏待了她，我不会轻易放过你。”这样一个女人，让和她相伴了三十多年的翁瑞午，临终前拉住朋友的手嘱托：“我要走了，今后多多照顾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这样一个女人，因为公婆的阻拦，没能出席爱人的葬礼，在她死后，也不被允许和爱人同葬，但是那个爱她的人，临死前保护最完整的是她的一幅画作。

她就是这样一个被推向幸福和不幸两极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