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有人以为我：成功是由于钻营，由于机会，更有恶毒诬以“外靠奸商内靠官僚”的，其实，人们应记住我的一首述怀诗中的句子：“作画平生万万千，抽筋折骨亦堪怜。”我二十岁的时候，便因常年的伏案读书作画，胸骨和脊椎骨变形。当年的辛苦，回想起来不禁使我黯然神伤。大学毕业之后，我每天只花三角多钱，以做一日三餐之资。但在艰苦颠蹶之中，我没有沉沦，我追逐着光明和希望。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想把我拉入泥淖，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自私和狭隘；绝大多数的人都为我的成功欢欣鼓舞。

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由于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笔下的人物如庄子、老子、屈原、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柳宗元、蒲松龄、曹雪芹，神话人物钟馗、女娲等等，都是我有感而发，借故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我绝不无病呻吟。我喜为诗文，很多题跋都是我一鼓作气，像流水般毫无挂碍地倾泻而出的，所以，首先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才能将它们感动；有时，我的画也不一定有明确的主题，那是以画面所透露出来的健康的情操和明净的笔墨去打动读者的，宛如无标题音乐，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我的最得意的人物画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一张《灵运歌啸图》和同年画的《载酒行》。这是人生难再的作品。我曾多次想重画一张这样的画，但心中有了刻意追求，笔下反而失去了天籁，那种悠然忘我的神态和凭虚御风的线条就不可复得了。这两张画现在都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标志着我的艺术已臻成熟之境的画，我想其一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巨幅《广陵散》，描写嵇康奏琴，刘伶倾听的情景。这张画悲怆雄壮，有着内在的力量。其二是癸亥年（1982）所画的巨幅《竹林七贤》，我表现了一群愤世嫉俗的高士隐遁山林而于世事不能忘情的痛苦和忧思。这虽没有现实意义，但是人物的情操和格调，无疑有动人之处，否则当年鲁迅也不会费那么多笔墨去描述和歌颂他们。这两幅巨作，如今也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美国的伯明翰博物馆藏有我的《东坡赤壁吟啸图》和《秋声赋》，国内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藏有我画的《韩非子》和《荀子》，天津博物馆藏有我的《八仙图》、《宋人踏歌图》，黑龙江博物馆藏有我的《华佗望断图》、《怀素狂草图》，安徽博物馆藏有我的《竹林七贤》（与藏于日本的不同，是变体画）和《霸王乌江自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