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6日清晨，我终于登上俄航SU754班机，飞往我从小就向往的伟大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我给自己确定了四个目标：第一，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尽可能多收集有关毛泽民的文字资料，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漏掉；第二，寻找与毛泽民有关的历史影像资料；第三，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几个地方；第四，最好能找到当年的知情人，或听说过当年事情的一些人。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时，他们都感到很困难，认为这是大海捞针。当时我想，就算是大海里捞针，也要试着捞一捞。

按照李英男教授的预先指点，我首先来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拜见著名的史学博士乌索夫研究员。

乌索夫博士70岁开外，中等身材，身体很硬朗，待人谦逊而热情。从他办公室里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肖像，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感情之深。乌索夫精通汉语，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他对毛泽东一家情况也很清楚，与他交谈显得很轻松。关于我要查阅共产国际有关档案一事，乌索夫提出很好的建议，并答应亲自带我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去办理查阅手续。

谈话间，乌索夫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同事——82岁的卡尔图诺娃研究员。这位俄罗斯老太太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热地与我拥抱。原来，卡尔图诺娃与毛泽东家的好几位亲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她曾是毛岸英兄弟在东方大学的同窗。1949年，江青带女儿李讷到苏联养病时，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她担任江青的翻译。老人带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拿出她珍藏的十余张当年与江青等人的合影照片，还有江青写给她的亲笔信。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人一直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一家的情况。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我却像回到家里一样。

与乌索夫见面后的第三天，我们相约来到莫斯科德米特罗夫卡大街（原普希金大街）15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档案馆大门上方镶嵌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雕塑头像，显得格外庄严。这座档案馆是在原苏共中央档案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前身曾是第三国际档案馆（1919—1943年）。1991年8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苏共档案馆中全部档案被收归国家所有。同年12月，国家档案馆正式对外开放。

乌索夫首先带我来到大楼的五层填写报告，办理好出入证，又带我去四层查阅共产国际档案索引本，并在电脑上查找资料目录，为我订阅了毛泽民的个人档案，以及共产国际与毛泽民有关的档案。他为我填写好借阅申请单，约定了阅读日期和时间。看到老人跑上跑下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如期来到国家档案馆，领取了编号为495/225/477的、写有МАОЦЗЕ-МИН字样的档案卷宗。当我走进静悄悄的专为外国人开放的阅览室时，“目不识丁”的我，心里不停地打鼓—下面我能独立完成预期的工作吗？

环视四周，我发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一前一后，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看材料，其中一位是黑头发的亚洲人，我便轻手轻脚地走近她们。说来也巧，那位黑头发的女青年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刘震霞。当她看到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国同胞时，喜不自禁。她高兴地把坐在身后的美国女孩介绍给我。

这个女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马意莉。她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很有意思，专门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情况。我们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和开国元勋；40年代的留苏学生有的已进入中国当代最高领导层；50年代至60年代的留苏学生则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中坚。据说，马意莉在这里已经看了好几个月的材料，对查阅档案非常有经验。她的汉语和俄语都很好，很愿意为我提供帮助。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座档案馆里存放着我党早期大量的档案材料。几乎每一位在苏联学习、工作或养病的中共党员，这里都会为他（她）建立一份档案。从本人填写的详细的履历表到手写的一张纸片，都会完整地存放在他的档案袋里。当然，越是重要人物，档案卷宗里的东西就越多，也越完整。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8个多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其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批准他入境的批件；有季米特洛夫指示共产国际书记处，向毛泽民提供中共有关重要历史文件的批示，还有毛泽民在柳克斯饭店（共产国际公寓）的出入证、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挂号证，等等。把这些批示和证件的签署日期联系起来，毛泽民在莫斯科的整个行程，便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当年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的条件是何等艰苦。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竟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

随后，我又查阅了与毛泽民有关的毛泽东的档案卷宗。毛泽东的档案有15卷，绝大部分是中共递交共产国际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的俄文翻译件。其中一份资料让我特别好奇，那就是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浏览这份长达四五页的《履历表》，我有许多惊奇的发现，如：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七妹”，毛泽民此处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文素勤”。

这一天，因为要查阅的资料很多，中午我没有休息。马意莉和刘震霞也没有离开阅览室。她们每人带了一份三明治和一瓶水充做午饭。据说，这几个月，她们都是这样。看来，她们真正是在艰苦地做学问。

出国前，我的父亲曾嘱咐我：“毛家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你这次去俄罗斯机会很难得，如果能找到贺子珍和毛岸英兄弟的材料也一并带回来。”按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规定，查阅个人档案必须是本人的亲属。而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我的身份后，热情地为我提供了方便。

就这样，我白天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回到大使馆半地下的小屋里整理资料和照片，以便从中寻找新的线索。逢双休日档案馆休息，我就去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地方，顺便领略俄罗斯的自然风光和古老文化。

去莫斯科之前，我曾在杂志上看过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撰写的文章。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过，对中国党校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红军时期，毛泽民长期与林伯渠一起工作，还肩并肩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对于我的造访，85岁的林利老人显得格外高兴。

老人回忆说，1939年夏天，毛泽民在库其诺区的中国党校七部居住过，但时间不长。老人告诉我：“当年，莫斯科的铁路交通很方便。我们从库其诺去莫斯科，都是乘坐火车，再换乘地铁进入市区。”她还向我描述了党校周边的自然环境，有小河、有树林……

为了按照林利提供的线索我寻找位于库其诺的中国党校分部遗址，使馆的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位熟悉莫斯科交通并精通俄语的中国小伙子。然而，要在偌大的莫斯科郊区寻找70年前的遗址，绝非易事。凭着军人特有的潜质，我决定从寻找库其诺火车站入手，然后再确定党校的具体方位。

库其诺现在叫“铁路市”。150年前修建的老车站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古老建筑的门楣上方嵌着“КУЧИНО”的俄文字样。我在车站边的报亭买了一张当地的市区地图。地图标得很细，加之俄罗斯地域广袤，旧建筑一般不拆，这给我寻找旧址提供了方便条件。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进一片树林掩映的村庄。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一座庄园式的院落。旧主楼的东墙上还保留着一幅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画，旁边的石碑上记载在卫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所野战医院。我想，当年中国党校分部的生活保障由红色救济会负责，在这里学习、养病的中国学员在1940年春天就毕业离开了。1941年夏天，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红色救济会在这里设立野战医院是完全可能的。

一位热心的俄罗斯人带我们走向楼房西侧，他拨开一人多高的野草，露出十几级台阶。我站在破败的杂草丛生的石阶之上，仿佛看到了当年庄园的辉煌：主楼前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和漂亮的花园，沿两侧弧形台阶走下去，又是一个带喷水池的花园，再下去是清水涟漪的小河，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我判断，这里可能就是中国党校七部遗址。我用摄像机记录下所看到的一切，准备带回去请当年在库其诺学习过的老同志再辨认……

　　三周的俄罗斯之行，在紧张忙碌中结束了。虽然，最初定下的四个目标不可能全部实现，但也初战告捷。此后，我拿到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长基里尔·安德尔松亲笔签名的证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