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毛泽民完成去上海接受共产国际巨额援助的特殊财政任务后，风尘仆仆地回到延安，准备接受新的工作。当他来到凤凰山看望毛泽东时，才知道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和治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更多了。大敌当前，毛泽民怎么能安心去苏联养病呢？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还是把这次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等抗战胜利了，我再出去也不迟。”

毛泽东表情凝重地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毛泽民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究竟对他讲了些什么？从目前已经发掘的党史资料中，还不曾找到更多的佐证，但毛泽民在兰州、在新疆、在莫斯科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1938年元旦刚过，毛泽民夫妇搭乘苏联运送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军用卡车离开西安。经过6天的长途颠簸，车队终于到达甘肃省会兰州。毛泽民等人在南滩街54号——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住下。兰州“八办”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处长彭加伦热情地为他们接风洗尘。

为了等候往迪化的苏联飞机，毛泽民在兰州住了20多天。此次路过兰州，毛泽民还担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要任务，即向兰州“八办”的同志以及在兰州过往的同志传达和宣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精神。

“十二月会议”，是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后，于12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主题是根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检查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以求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一次面对以4万红军与国民党将近200万军队的“合作”，共同反对强大的民族敌人，如何在全面抗战的路线下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作斗争的新课题。王明以代表共产国际自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担任书记。三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从地理位置上讲，兰州地处中国版图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兰州又是中共干部往来苏联的中转站，如何把党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迅速传达到兰州去，传达人选很关键。

毛泽民一到兰州，首先向中央代表谢觉哉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谢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兰州“八办”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每天要接转大量的抗战物资，毛泽民只有利用晚上开展工作。在谢老的主持下，连续几个晚上，毛泽民向“八办”全体同志和我党过往兰州人员，传达和宣讲党中央的主张，并与一些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使得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

2月1日，一架苏联运输机从兰州起飞经停迪化飞往苏联，谢老依依不舍地送毛泽民夫妇启程。在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毛泽民与谢老促膝长谈，分析西北的危机，明确党在兰州的工作任务和斗争策略。

然而，当毛泽民乘坐的从兰州经停迪化前往苏联的飞机刚刚降落在迪化机场，他就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手中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是，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邀请，党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考虑，决定毛泽民暂缓前往苏联，而留在新疆工作，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39年5月他才进入苏联。

毛泽民留新疆工作，而此时王明在武汉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王明就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毛泽东就决定把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情况的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1938年1月，28岁的红军师政委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他的住处搬到了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旁。

刘亚楼是1929年在闽西参加以“铁血团”为骨干的小澜农民暴动后，加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三年内，他由“刺刀见过红”的士兵升任红军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的作战经历和丰富的前线实战经验，加之他读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特意把刘亚楼留在红军大学任训练部长，协助研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协助他组织讨论会，收集分析资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从搬到凤凰山，刘亚楼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晚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认真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报告，1937年5月整理完成。刘亚楼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又认真阅读了毛泽东修改后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一系列想不通的问题都因此迎刃而解。当刘亚楼结合过去的战例，兴致勃勃地谈起读书体会时，毛泽东满意地频频点头。

这年4月初，党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直到这时，刘亚楼才茅塞顿开—原来，几个月来，毛主席对他的亲切教诲，关系到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毛泽东除了嘱咐刘亚楼，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现代军事外，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的重要决议，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同志。刘亚楼把毛主席的嘱托牢牢记在心上。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告诉作者，1938年以后，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6位红军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并在中国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其他几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的负过伤，有的积劳成疾，而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这项特殊使命。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回忆说：“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而且“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李德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曾派刘亚楼到莫斯科呈送遵义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