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大都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一书。这部书是斯诺根据1936年在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时的谈话手记整理、撰写的。书中有关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了中农。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累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

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的？怎样走向富裕？又是靠谁走向富裕的？其中具体的情形，毛泽东自述并未涉及，相关的研究也难以展开。当存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的毛泽民的《个人简历》，以及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被作者找到后，这些问题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毛泽东的这份《个人履历表》“父亲”一栏中，毛泽民清晰地填写着：

毛顺生，生于1866年（本书作者注：应为1870年）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十五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田七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1928年被（国民党）没收。1919年去世。

在毛泽民本人的《个人简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贫农、中农到富农，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从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毛家祖上是贫农；在1900年以前，即毛顺生30岁以前，完全是靠种田来养家糊口；在此之后，他除了种田外，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负债；只是在1915—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变得殷实起来。

应该说，毛顺生是个聪明、勤劳，带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式农民。他的“发迹”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1887年，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他在接过祖上分得的田产和屋产时，也接过了家庭债务和生活重担。为了躲债，他不得不狠下心来，外出参加湘军。

一年多的军旅生涯，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却因闯荡世界，开阔了眼界。随着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兴起，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省份之一。地处三湘四水的小小的韶山冲从此不再闭塞。在数百里之外的长江边，已经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修铁路、开矿山、造枪炮。萌生于清康雍时期的官银钱号，这时又在各地重获生机。湖南省城长沙设立了总官号，下面设有分号和子局。民间乡里也散布着钱庄和票号。

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善于经营家务。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和买进的稻谷碾成米，挑到20里以外的银田寺或百里以外的湘潭的米市去卖，赚取地域差价。起初，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便成批地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此外，他还做起贩卖猪和耕牛的生意。

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又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为“毛义顺堂”的纸票做周转，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济春堂”的纸票。

毛顺生的大儿子毛泽东降生于1893年12月26日。1896年4月3日，二儿子毛泽民也来到人世。孩子们开始懂事时，正是毛顺生从耕作转向贩商的过程。在他看来，只有劳动才能致富，绝不允许家里有任何人吃闲饭。他雇了一个长工，还让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到田里干活儿。毛泽民四五岁时，就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儿，再大一点，就开始放牛了。

湘军贯彻“书生带山农”的方针，在湘军当兵时，毛顺生饱尝过“劳力者治于人”的苦楚。后来，在一次柴山诉讼案中，他明明有理，却因对方引经据典、能言善辩，生生让他输了官司。他下决心让儿子们都读些书，认为只有识文断字，能写会算，才好光大家业。毛泽民8岁那年，便和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的脾气很暴躁，经常打孩子。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给孩子们吃最粗劣的饭食，不给鸡蛋，也不给肉吃，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无形中却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毛泽民从8岁到14岁期间，断断续续地读过4年私塾。1905年9月25日，毛泽民的小弟毛泽覃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9岁的毛泽民辍学了。直到弟弟3岁后，他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

1910年，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进入东山学堂，是毛泽东走出乡关，走向社会的起点。14岁的毛泽民则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平日里，他起早贪黑，与父亲一道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几十里路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女子王淑兰完婚。17岁的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农忙时上屋场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帮工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外，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人喂养。别人可以用畜粪肥田。等猪、牛养大以后，再由毛泽民拿去卖，付给别人“毛义顺堂”的纸票。别人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毛泽民长年在家里种田，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省城读书，从来没有半点儿怨言。

眼见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母亲文七妹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就心疼地说：“润之、润菊都不在家，润莲一个人，要种田，要喂鱼，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从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就不了解这些事情。”可以说，毛家能致富，离不开毛泽民这对小夫妻的吃苦劳作，家境的好转，也开始于毛泽民娶亲的1913年。

1915—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叔父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钱，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小青瓦，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扩出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房屋。

毛泽东和毛泽民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却性格迥异。两个人从小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向。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善于考虑宏观的问题。他引领湖南青年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洪流，指点江山、欲主沉浮，正像他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发出的气吞山河的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毛泽民特别细心，善于管理一些具体事务，对种田、运米、做生意、运作股票等很擅长，后来发展到对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工作“情性相近，而有兴趣”。

1921年正月初八那个晚上，对于南岸村上屋场毛家兄弟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夜晚。晚饭后，全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聊天。毛泽东先给大家讲起这一年外面发生的事情，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转到家里。他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的事只有你们两口子支撑着。泽民这几年照顾父母亲尽了力，又忙着作田，吃了不少苦……”

自从母亲去世，家里发生了多少事情。毛泽民有许多心里话要讲。既然大哥主动谈起家事，他便一五一十地报起账来。他掰着指头细数着：“民国六年，家里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这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娘死安葬，年底安葬父亲；还要给泽覃订婚……这样一来，家底也就快搞光了。”

毛泽东十分了解泽民的为人。他忠厚老实，做事认真，人也精明，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见世面太少，革命道理懂得有限。坐在通红的塘火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你讲的都是实情，但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情，天下大多数人都有灾难，今后还会有。这叫做国乱民不安，国破家要亡啊！”

接着，毛泽东启发毛泽民：“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这些田你们做不了，还要请人帮忙，加上兵荒马乱的，怎么过得下去呀？我的意思是，这个田，我们不做了，这个家，我们也不要了，把屋里收拾一下，我们都走！”

听到这儿，毛泽民坐不住了，急火火地问道：“我不种田，哪个有饭吃？”

毛泽东继续说：“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没有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情，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四嫂（即王淑兰）和菊妹子（即毛泽建）也都一起走。”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韶山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矢志救国救民不惜抛家舍业的共产主义者，在1921年这个寒冷的冬夜，兄弟二人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尽管大哥讲的话句句在理，但要让毛泽民抛家舍业，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谈何容易！更何况，上屋场已在毛泽民的手上渐渐兴旺，今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红火。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润莲啊，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那么，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

在毛泽东的耐心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这个理儿，毛泽民是想通了。但要完全抛弃这个家，毛泽民心中确实难以割舍。或许，在治家理财方面，毛泽民比毛泽东想得更细致、更长远。在处理家产时，毛泽民还是适当地做了一些保留。日后，他将这些家产全部用于了党的事业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