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他又问我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部长说现在还没有给徐逸人做结论，还没有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部长反问我，徐逸人的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让我不用管运动中的事，还让我好好想想，准备交待自己的问题。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说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宣传部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小组会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那么就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着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的人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了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于是我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质问我为什么对领导的号召打横枪，还要我老实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待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情况等等。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