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又错了。反右的政策，划右派的标准，全国都是一致的。但谁执行这个政策，主持批判，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划我右派，早已列入指标。批判的时间很长倒可能和在文化部开会有关，会议的主持者不愿在文化部显出自己粗暴的形象。

军区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底已基本结束，我可能属“补课”范围。会议已经明确限定明天做全面系统的交待，而且韩部长点明，不论写不写交待材料我都逃不脱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是必须写，不但要承认，而且要白纸黑字写成书面材料，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落在书面上更加痛苦，我拿着笔的手直发抖，怎么也写不下去，我确实没有反党思想更没有反党行为啊！

回想过去，1945年我和几个同学从北平到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包括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几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到解放区初期，我对革命的很多事情还不太理解，但经过联大学生会和张家口市参议会的竞选、选举，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民主生活，使我欢欣鼓舞。以后又参加了涿鹿县、获鹿县和束鹿县的三次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和为了保田保家，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烈场景使我深受感动，对党的领导由衷地信服了。那以后，不要说中央的声音，就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总是坚决执行。部队入朝的时候，我很清楚朝鲜战争是两个力量集团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搏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毫不怀疑，但为了胜利必将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我也很清楚，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战胜敌人，一个是牺牲在战场上，绝不能带着战败的耻辱回到祖国人民面前。所以，在那场残酷的战争里，我的心态始终很平静。不论是在战火纷飞，冒烟突火、向敌人冲击的时候，或者敌机带着刺耳的啸音飞临上空，炸弹落向身边的时候，确曾产生一霎时的恐惧，但仅仅是一霎时，炸弹爆炸以后，或者冲过封锁线以后，心态马上恢复平静，照常做战场上需要做的事情。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恢复建设时期，我对党始终是忠贞不二，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一个细胞，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神经上又没出毛病，我为什么要反党，反对我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我从来不讲违心的话，可是这个罪是党组织定性的，不承认就是自绝于党，我不能自绝于党，只能低头向党认罪。我没有犯罪，这个交待材料怎么写？只能“要什么给什么”了，按大家在批判会上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等等。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快天亮的时候迷糊了一小会儿，早饭只喝了半碗稀粥，昏昏沉沉地走进了会议室。这一次到会的人很多，不仅有二十兵团宣传部参加批判的全部人马，还有文化部的很多人，从未参加会议的文化部部长刘佳今天也来了。

昨天写交待材料的时候写得很艰难，今天念交待材料的时候更加艰难，我看着自己写的那一条一条的罪行，怎么也念不下去，念不到一半就哭出来了。

我念完交待材料以后，会场上没有人讲话。过了一会儿，文化部长刘佳用沉重的声音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说只有两种人--已死的或没有出生的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改了就好。

我注意到了韩部长。他神采飞扬，脸上带着得意、讽刺的笑容注视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你现在哭已经晚了。肃反的时候我们就想挽救你，可是你态度嚣张，不但拒不交待你的问题，反而在肃反结束以后要求我们向你道歉。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终于使大家看清了你的反动本质。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认罪，接受改造，仍然给你出路，我们仍然在挽救你。

“挽救”这两个字像两根浸毒的钉子钉进我的心里。

韩部长是怎样挽救我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住在军区招待所，文化部的老人向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反右时，文化部本是重点单位，但一个右派也没有打出来，文化部长刘佳当然要承担责任，压力很大。当时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吃自费小灶，吃饭说话中间谈到文化部的反右情况。韩部长就说他知道一个还没有批判的铁定右派，这个人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还是陈、丁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得意门生，和陈企霞关系密切；这个人是轮换到宣传部的，可是一天也没有去宣传部上班，回国就请了创作假，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写小说。他是军区的人，把他的组织关系从总政创作室调回来，到文化部批判正对口。当时正在反右高潮当中，韩部长的建议马上被采纳。

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通知我，政治部要召开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要我准备好在大会上的交待材料。

在我之前，政治部只召开过一次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批判政治部的中尉助理员朱继经。我是第二个。我轮换回北京军区，只报个到，一天班没有上，军区的人并不了解我，可是我不但在军区被打成右派，而且成了反右派中两个重点人之一。

不过，在我，已经无所谓了。很多张“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徐孔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贴在政治部办公楼的东墙上，政治部的人已经都知道了“右派分子徐孔”的名字，开个大会，无非是叫大家“看清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彻底地“批倒批臭”，此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开大会以前有人好心嘱咐我：“在会上无论批判你什么，千万别反驳，会场外边有武装，你若是抗拒，就可能把你抓起来。”对此我并未经心，因为我根本不会反驳。到了会场，叫我上台，我就上台。有人推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叫我看着台下，我就看着台下。台下坐的人当中有不少兵团轮换回来的，来了哪些熟人我也没看清。好几个人来到前台发言，讲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若干年以后我爱人来到北京，军区文工团一位好朋友告诉她：反右对徐孔处理那么重，是因为徐孔太骄傲，批判大会那天，他坐在台上，显得满不在乎。其实，这位同志是把我估计太高了。那时候我哪里还骄傲得起来，心里是一片迷茫，只听从摆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