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冀过去并不认识，在文化部批判我的时候他也没有参加。他是支部书记，有些事情需要找他，我们才有些接触。在“左”的思想走红，很多人失掉理智的时候，他能如此对待犯错误的人实属难得。

刚才不让李冀替我扛行李的红脸矮个子，人们都叫他金队长。金队长把我们带到土排房的前边，喊着名字，把我们分配到各个班。各个班都来人带领新来的人。我被分配到三班，在第三排房。带领我的两个年轻人全是军队上来的，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官服。那个高个子、戴着没有军徽大盖帽的叫付平，是班长；一个更年轻、留着小平头的叫李义。李义很热情，话也多，他不但替我扛起行李，还拿过装面包的布袋子，叫付平替我提网兜，我倒成了空手了。他一边走着，问：“哪个单位来的？”我说：“北京军区。”“那可是我们的上级单位呀，在军区是什么军衔？”我说：“军籍都开除了，还谈什么军衔。”他说：“以后整天在一起，了解过去情况有好处。我是石家庄步校来的，中尉军衔，你呢？”我觉得这个爱说话的年轻人挺有意思，就说：“我比你多两个花。不过到了这里，以后最好不要谈这些事情。”李义并不理会我的话，愉快地说：“你是来的这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你刚来，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在班里生活、劳动我给你安排。”又对班长付平说，“新来的大尉同志……”付平皱着眉头说：“金队长宣布过，教养所里不准叫同志，要叫同学。”李义说：“叫同学也行。新来的大尉同学身体弱，床铺挤，在当中一定睡不好，把他的铺安排在边上，挨着我。”付平没有说话。

进屋以后，李义把我的行李放在靠边的地方。

这是三间通连的大屋子，对面铺。可能正在学习，大部分人坐在床头，床头太挤，一部分人坐在床里的铺盖上。这些人绝大部分穿着旧军装，是军队上来的。付平站在两排铺中间，说道：“今天，三班又来了一个新同学，叫徐孔。我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渣，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政府宽大，送我们来劳动教养，我们要帮助新同学好好学习，靠拢政府，努力劳动，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

我听了非常刺耳，全是过去没听过的语言。

李义小声嘟喃说：“少尉小排杈子（排级），整天穷咋唬。”

付平刚说完，李义就站起来说：“我有个提议，新来的大尉同学又矮又瘦，是半个病号，在中间一定挤得睡不了觉，我的意见把他的铺放在边上，大伙看咋样？”不知是李义的人缘好，还是我过去的大尉军衔在这些军队来的人当中起了作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付平皱着眉，大概他对李义多管闲事很不高兴，但大家都同意，他也不好反对，就说：“那就叫徐孔同学睡在边上吧。”

李义跳上排铺，从边上起，扯着褥子，麻利地、准确地一个铺位紧出五、六厘米，原来一个铺位不到一块床板宽（23个人22块床板），紧到我这边，空出将近一块半床板，大家并无异议。李义又帮助我铺好被褥，放置好洗脸用具和装面包的布袋子。

吃晚饭的时候，李义带着我去打饭。食堂在宿舍前边第一排房里，炊事员都是劳教人员，打饭的人在食堂窗子外边排队，依次把盆或碗递进窗子里，里边一个打饭的一个打菜的，打好饭菜以后递出来。

这一顿的主食是高梁面饼子，副食是煮萝卜块。这地方吃的是咸水，煮出的菜不但苦，而且带腥味。那高梁面饼子红得发黑，据说是囚粮--给犯人们吃的库存多年的陈粮，而且做的时候没有经过发酵，又硬又涩。这主食和副食都难以下咽，吃了两口就发呕。多亏李冀给我留下一布袋面包。我拿出面包，让李义也吃，李义不吃，只掰了一小段灌肠，说：“刚来的时候我也咽不下这种高梁面饼子，多亏我带着几斤砂糖，沾糖吃，就好咽多了。经过几天，逐渐习惯，加上活累，饿极了，没糖也能吃。”他从兜里抓出一把砂糖放到我的饭盆里，说：“你沾糖吃试试，总得能吃饼子，那些面包顶不了几天啊。”我把饼子沾上糖，是不那么涩了，但只吃了多半个，就再也咽不下去，煮萝卜块基本没下筷，这顿饭主要吃的是面包和灌肠。

晚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教养所有纪律，自由活动时间不能出铁丝网，如果有事外出，在大门口必须喊“报告班长”，经卫兵允许才能出大门，但在铁丝网里的活动不限制。

李义领着我出去熟悉环境。先到了第二排房东头的小卖部。小卖部经营的主要是生活用品，两个营业员都是过去搞过商业的劳教人员，这里不用现金，用教养所自制的“小票”。劳教人员入所以后，都必须把现金兑成“小票”，自己不准留现金，据说是为了防止逃跑。小卖部的隔壁是禁闭室，也叫“小号”，教养人员犯了错误就关到禁闭室里反省，严重的还要带上手铐、脚镣。那是一间房，中间用铁栅栏隔成两半，里边关人，外边是修鞋组，其实只有一个人，当然也是劳教人员，他给大家修鞋（收小票），看管禁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