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九·一三事件”，在辽河的工地上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完工以后回到队里，也没听到什么反应，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年终分配问题。根据地里的收成和副业收入，人们在估算今年一个工（10分）能分多少钱，年终分配能不能拿到现金？大家最关心的是切身的生计问题。

回到队里以后，我帮助大哥忙活家里的事情，抓紧午休和下午收工以后天黑以前的时间，挖菜窖，编囤底，贮藏过冬的蔬菜和分到的粮食。因为底粪足、管理经心，今年自留地和园子里的玉米、白菜、土豆、萝卜、胡萝卜等的收成都很好，虽然翻盖房子吃了不少粮食，但明年的口粮够用了。

入冬以后，我被分派到打石组，去北山石场打石头。打石组共4个人，主要任务是用炸药炸下山体的石头，选出直径一尺左右的石块，用大车拉到汤岗子车站出卖，这是队里的一项主要副业，除了夏锄、秋收大忙的一个多月，打石组一年到头都上山。队里的另一项副业是拉砂料，一辆大车两个人，天不亮就出车，到采砂场装上砂料送到鞍山的建筑工地，验收合格、开出票以后往回赶，往返近100里，天黑以后才能回到队里，这个活儿很累，工分也高，比农田劳动高1倍多，我也参加过很多次。

我回村近两年，各种农田的活和几项副业的活都干过，和村里的人都有过接触。经常一起干活，彼此的共同语言就多些，大家把我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什么话都和我讲，使我对农村、农民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1972年冬天，贫协组长对我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下大雪，不能出工，我在家里写东西，傍晌的时候，写累了，到生产队队部想找人聊聊天，放松一下。在队里值班的是贫协组长李荫钟，按辈份，他叫我叔叔。炕烧得很热，两个人坐在热炕头，村里村外地说了些闲话。他说庄稼人不懂得国家大事，想的就是吃饭穿衣、居家过日子的事情。国民党在的时候，这个屯就一个屯长、一个跑腿的，屯里养活的只有两个人。可是现在，这个屯分成两个生产队，每个队五六个干部，生产队上边还有大队，二十多个干部，总共要养活三十多个干部。开会的时候总是讲为贫下中农服务，报纸上也是那么说。可是有什么好事都是干部占了，像参军、招工，都是干部子弟或干部亲属，根本没有贫下中农的份儿，贫下中农只有出力出钱的份儿。什么事都是干部说了算，若是得罪了干部，你在屯子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他举出大队支书给儿子娶媳妇的事情。这件事在屯子里反映很大，支书的儿子还在上中学，可能16岁，记不准了，反正按公社计划生育晚婚年龄的规定，还差好几岁，支书叫管户籍的人把儿子的年龄改了，决定当年操办婚事。结婚那一天，屯子里一户不少都去送礼，农民手里大多没有现钱，为了送礼，有的人出去借钱，有的把家里母鸡、鸡蛋或土豆卖了凑礼钱。对于送礼的人，支书决定分几等，5元以下的不招待吃饭；5元以上的，在院子里摆几张方桌，吃的是高粱米饭豆腐汤；10元以上的才在屋里摆席招待。总共收了多少礼钱，没人知道，除了礼钱，还收到二十多床绸缎被面和大床单，十几座挂钟和座钟，这些在当时农村都是贵重东西。为什么人们在手头拮据、甚至借钱、卖东西的情况下也要去送礼，而且一户都不缺？并不是支书在屯子里人缘好，是没有人敢得罪支书。

李荫钟还讲了一个公社书记的事情。这位公社书记一到任，公社马上给划出一块最好的房基地，动工盖房子。砖瓦是公社砖厂出的，木料是从公社的山林里砍来的，用工是从各大队抽调的泥瓦匠和壮劳力。给别人帮工，房主得管饭，给公社书记盖房子自带干粮。五间大瓦房盖成了，公社书记一分钱没掏。不到两年，这位书记调到另一个公社，那边又给他盖房子，他就把这边的房子卖了，一万多元装进腰包。一次调动就成了万元户，若是调三次、四次，他就成了大财主了。李荫钟很气愤。

李荫钟讲的这些基层干部的问题，我从别处也听到不少，有些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对一些基层干部的作风、特别是利用权力搜刮群众的作法也很不满意。但听到有人用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比讲共产党的不光彩的事情，心里总是不舒服。我说：“你讲的这些事情确实有，但个别地方的情况不能代表共产党，共产党始终是关心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利益，如果共产党不打倒国民党，农村就不可能搞土地改革，贫下中农就不可能分到土地。”

我这话李荫钟信服，而且提起土地改革，这位老贫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长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说：“那时候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也好。土改是国家给咱贫雇农分地，一分钱不要给咱们分地，可是事事和贫雇农商量，按人头哪家该分多少，肥瘦远近该怎样搭配，田块该怎样划分，全找大伙商量，大伙都同意了，才张榜公布，带领户主到地里钉界桩。咱们这个屯三成当中有一成是地无一垅的贫雇农，你老爷子知道，在旧社会若是家里没有地，不但活人吃饭难，老人死了都没地方埋，只能埋在乱坟岗，现在分到了地，活着的人有饭吃，九泉之下的先人也有个安身之处了，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很多人家不供灶王爷，供起毛主席的像。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

李荫钟讲起贫雇农分到土地以后的生产热情：东头的老四媳妇是寡妇，带着七八岁的两个孩子，分到了六七亩地，有一亩来地是碱地，她带着孩子用脸盆和洗米盆把地里的碱土端出去，再从河滩把好土端到地里，硬是把碱地改成了好地，到了第二年，除了种地、耥地、打场用牲口的活儿雇几个工，剩下的她带着两个孩子没早没晚地在地里忙活，亲戚朋友有时候也帮帮她们。一年下来，地里收成挺好，娘儿三个再也不愁吃穿了。分了地的人家都和老四媳妇一样，心气都挺高，男女老少齐上阵，地里的活做得细，粪也上得足，庄稼长得好，粮食多了，又养猪又养鸡，不少人家还买进了大牲口。人们都说，共产党来了，咱贫雇农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那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到这儿，李荫钟叹了口气，说：“没曾想，没过几年成立了高级社，分到的土地都收归社里，连过去有地的中农也变成了没地的，大家都成了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