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许先生：

您好！

不知道您是否会看到这封信，然而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您的书和文章，给过我深刻的印象，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当然这一问题也是友人抛给我的。也许是受了武侠小说的影响，我以为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只要学了一身武艺，就可以去闯荡江湖、去行侠仗义，然而时过境迁，似乎侠之不存、义亦不再，即使学得了一身武艺，又有何用？当然，换了时光，朋友的问题却是这样的：假如有人送你一把枪，你会用它做什么？我并没有费力地去想，就有了下面的答案：我会去杀人，杀那些该死的人，当然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那么，现在如果我把同样的问题摆在您的面前，您会作何回答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事实上，我对法律充满敬仰，我对自由充满向往，我深知他人的生死并不由我来决定，每个人都有自由并自主生活的权利，如果他该死，也应该由法官来宣判，由刽子手来行刑。然而，正义总是来得太迟，我看到的是法律被利益集团扭曲，沦为代言的工具，自由也只是意味着利益集团可以自由地欺辱弱势的公民，却从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作为个人，我该怎么办？请允许我引用夜叉乐队的歌词：“这是个用钱来换取尊严的世界，我们该用什么来抵挡出卖；这是个用权力划分尊卑的世界，我们该用什么来抵挡伤害。”为了守护属于自己的一点点真善美，我必须保持反抗，可是我反抗的资本在哪里？我不知道将来的某一天，我会不会遭遇强拆，会不会去上访，会不会变成第二个赵作海。当看到他们当中的勇敢公民不得不用身体作为抵抗的武器时，我钦佩这种野蛮的行为。如果有一把枪在手中，我想不出我还应该有其他的选择。我去杀人，并不是说那些该死的人与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事实上，根本没有，我能处处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面对我的质疑，没有一个人答复我的批判。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可是我找不到债主了。

胡适曾经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确，宽容是一种美德，可是对这些毫无羞耻感的利益集团的容忍，又何尝不是对历史的犯罪呢？我们的容忍，除了助长他们的威风，还能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好消息吗？或者说，当我们唯一的选择只有宽容的时候，这种宽容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做了上帝的子民了—“上帝让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而我们的使命就是坐在这里等兔子了。

然而，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后代肯定会笑话我们的：看看你们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吧！说的人不干，干的人不说。你们不是天天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上吗，马克思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凡是读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力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是你们的力量哪里去了，你们根本就没有改变世界，你们在等待世界改变！

所以，如果有人给我一把枪，我的直觉告诉我，改变世界的机会来了，然而尊敬的许先生—请原谅我没有使用老师这一称谓，因为我认为“先生”是一个从来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出现贬义倾向的词汇—回到开始的问题，假如有人送给您一把枪，您会很绅士地说一声“谢谢”，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抽屉里吗？因为那只是一件礼物而已啊。当然我知道，这里不是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度，所以它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并没有人真的要送给您一把枪，不过问题已然存在，您的选择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