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曾经断言，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出现了某些变革，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了，从而带来了“大缓和”。这些变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崛起，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产出扩张和物价稳定得以持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经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鼓吹者。二是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减少了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大起大落，进而减少了总产出的波动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波动因此下降。

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经济金融系统并没有向有利于减少波动的方向嬗变。“宏观经济之问”这部分，用一组文章阐述了经济周期的火苗其实深藏在人性之中，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喜怒哀乐。《黄金盔甲掩盖下的人性弱点》对现代经济中的人性做了有趣的描述。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个个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目标明确，且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由这些奉信理性至上的人群组成的市场却并非绝对理性，它和我们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时无刻不在萌发非理性的懵懂，并一次次地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样的故事不仅仅会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中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黄金盔甲”看上去更坚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机撕裂之后，其人性背后的非理性一如先辈。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学家习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在既定的条件下，做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经济行为人个个是理性的，那么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过热、泡沫、疯狂、低迷、崩溃等非理性现象？《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一文讨论了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尽管有少量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并未给经济危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货币供给冲击，或供给面的真实冲击。这些理论无法预测甚至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对“大萧条”的研究。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难以从微观层面上加总得到。

凯恩斯差不多在80年前首先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分析人们的投资活动，指出面对不确定性，人们的许多投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动物精神使然”；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冲动”，这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收益率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文版），1936年，第149—162页。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心理学规律之上的，尤其是他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为选择中所包含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这一理念只在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等少数经济学者那里得以传承。

最近，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试图完全从“动物精神”的角度对经济泡沫和经济波动作出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情绪化的，并且会相互影响和传染，这使得人类行为会出现非理性和非经济特征，体现在资产市场上就是泡沫和崩溃的反复交替。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　《动物精神》，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首创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 Theory)。反射理论指的是，投资者(及其行为)与金融市场间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的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产生新的投资信念，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他们投资所依据的是“投资偏见”，这些“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运转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零散的时候，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