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居民储蓄率的迅速攀升。近年来国家开征了20％的利息税，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挡中国人高涨的储蓄热情。2009年底，中国储蓄存款总额突破26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两成。喜欢储蓄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传统美德，但对一国经济来说却并非总是好消息。高储蓄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与之相连的低利率却刺激着投资，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因而极难平衡，犹如行走于狭窄的刃锋之上。另外，不断累积的存贷差也在银行业形成令人担忧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

高储蓄问题的重要性要求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目前的讨论中仍存在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不过现代消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高储蓄模式的有效视角。

‖未富高储？‖

储蓄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没有被消费(以及没有被政府购买和用于出口)掉的部分，按主体可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前两者合称私人储蓄。其中，家庭储蓄是交纳税收之后可支配收入中扣掉消费剩下的部分，家庭高储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一方面，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仍是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 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通常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因为当一个家庭收入很低时，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须的，结果只能将余下的用于储蓄，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也会增加。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消费(储蓄)倾向递减(增)规律。亚当·斯密说过，对一个家庭成立的道理，对一个国家大概也能成立。因而，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通常要低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进一步看，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与中国相去甚远。经常拿来与中国比较的是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4％~5％之间，其中1990—1994年略高为％，但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甚至变成负值，2005年三季度的储蓄率为％，富裕的美国家庭可谓是过着寅吃卯粮，过度消费的生活。总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储蓄上的差异令人震撼。

‖习惯了存钱不花？‖

人们面对这种反差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并且东亚的经验事实貌似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

问题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解释日本储蓄率的近期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正常”的储蓄率。更令人惊讶的是，回顾战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居民并非高储蓄者，其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普遍被忽视的事实。其实要对人们行为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就不能借助于人们的偏好不同，而应该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不同约束导致了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却有着不同的储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