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龙港迅猛发展之后，传统城市管理体制也随之被迅速复制，加之人们对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等方面变革的不确定预期，龙港未来的发展将面临着“体制之痛”。

‖两种模式之比较‖

有人认为南张楼模式对于建设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能预示着某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并不等于非农化，安居乐业不必都往城里挤，农村可以通过城镇化把农民留在土地上。

应该说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德国人在南张楼推行试验的本意是要让农民在留住土地的同时，享受一种与城市居民不同形势但同样幸福的生活。他们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农村居民只是因为欣赏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才乐于选择乡村生活。这显然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格格不入。实际上，光靠土地是留不住农民的，南张楼建立了100多个工厂，正是这些工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吸引了青年农民，出国打工致富的人回村后是把钱投进工厂而不是土地上，这些都是德方所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南张楼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村民大都认为“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们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为了孩子也要到城里去，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村里挣钱多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这表明，城乡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难以抛却的。

另外，巴伐利亚的汉斯·赛德尔基金注入了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医院和完善基础设施，并且派出了100名青年出国学习，村民的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变。但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外部支持，南张楼的变化决不会如此巨大。而这种支持对别的落后地区则是可遇而不可求。南张楼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犹如沙漠中的一抹绿洲，与其说给人希望，不如说是一个多少有些不和谐的变奏。我相信，南张楼在当地的一支独秀，必定伴随着排斥他人迁入本村的政策。

相反，如前所述，龙港完全是市场机制催生出来的结果，这种市场机制在传统城乡分割体制松动后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龙港模式是市场机制突破城乡分割和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先驱，真正反映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真谛，所以说龙港是一座“真正的城市”。虽然目前这两个案例的未来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所面临的困难的性质是不同的。南张楼面临的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约束(所以只有通过发展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工业来缓解)以及城乡生活方式难以抹去的差别(富裕的村民对城市生活仍极其向往)，这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而龙港受到的却是体制的束缚，正是我们应改革的对象。实际上，解决南张楼困难的根本途径正是体现在龙港的模式之中。龙港的城市化代表了市场的趋势: 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本身就说明市场在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就应该创造机会让农民洗脚进城，南张楼以农村为立足点的模式终究会受人多地少和传统体制的约束，城乡二元结构终难破除。这种模式或许能在个别地区成功实行，但不应成为政策的立足点，因为，让近8亿农民中的大多数留在土地上是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背道而驰的。

‖城镇化模式之辩‖

与主张大力推行南张楼模式的想法类似，有人认为，目前上海市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水平，因而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是立足于农村，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这种思路在上海这类城市或许是可行的，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不现实的。之所以上海可以，正是因为其城乡人口比重已经相当合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渐渐消失，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诸如四川、安徽这样的中国代表性省份还遥不可及。

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在一起加以比较，人口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城市的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效益是最差。因此，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的战略是逐步破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在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中部等地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充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

城镇化以及“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城乡间二元体制造成的制度落差，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居民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形成，并且具有农村部门无法抗衡的政治影响力，城乡间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在这样的条件下，龙港所代表的市场化城镇模式更加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