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始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雷锋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雷锋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了《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路遥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他有文章《早晨从十二点开始》，记自己的创作甘苦，他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