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第十一

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做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对胡适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许问叶："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地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日本侵占华北后，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以当时住平津的官僚军阀为其理想人选，他计划以靳云鹏、吴佩孚任总统，如两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而以曹汝霖为总理。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相识，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时，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虚云上人在昆明办滇藏佛教分会时，云南民政长官罗容轩秘访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数十万，多对上人供养。罗从上人处证实上人积蓄过百万，便向上人要钱，虚云带罗容轩出房走进大殿，手指菩萨说："他若开口说给你多少钱，无论多少我都给你！"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元培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