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某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对我来讲,我好像是没有经过那样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第四学期念完,教授就主动问我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我听了当然是受宠若惊,立刻表示愿意。他说,他早就有一个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问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时候对梵文所知极少,根本没有选择题目的能力,便满口答应。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佛典《大事》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语,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语言发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对这种语言感兴趣,其基础就是当时打下的。
题目定下来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参加教授的习弥那尔,听英文系和斯拉夫语文系的课,另一方面就开始读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还要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忙得不可开交。此时国际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但黄油和肉几乎绝迹,面包和土豆也仅够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黄油和面包都掺了假,吃下肚子去,咕咕直叫。德国人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在当时,在电影院里,屁声相应,习以为常。天上还有英美的飞机,天天飞越哥廷根上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落下,心里终日危惧不安。在自己的祖国,日本军国主义者奸淫掳掠,杀人如麻。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书的。家里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这种内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尔睡上一点,也是噩梦迷离。有时候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可见我当时对吃的要求已经低到什么程度。几粒花生米,连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