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漂亮吗？”

“不错。”

“新郎帅不？”

“不帅，跟她差不多高。”

“那就是有钱人了？”

“看起来不像，婚车都是普桑。”

“那，这就是**啦！”曾小白冒一句。

谁也没听清她说的什么鸟语，再问，她才含糊地说，爱情。

对于“爱”这个词，连皮厚的曾小白都没太好意思直呼其名——不漂亮，没有钱，不是爱是什么？我知道曾小白这样的女孩，对于平淡总有一种不可说的揣测，它注定与她缘悭一面。

“那也可能是凑合。”谢端低声接道。

曾小白耸耸肩：“为什么要凑合？国旗手敢说我太物质他不满意，我就和他分手。”

“那你哭成那样。”苏玛说。

“哭成那样我也不凑合——庄凝你呢？”

“我也不愿意。”我回答，“不过我对别人的生活方式，也表示理解。”

“话都被你一个人讲掉了。”曾小白愤愤地说，“你真虚伪。”

“谢谢，同志仍需努力。”

我到这个学期，才渐渐地，感觉到了一点群居的快乐，以及以前看的小说上描述的种种，朝夕相处的女伴的美妙。经历了初时的不适和磨合，寝室生活逐渐成为老钢琴弹出的慢板，有杂音和乱声，但大致曲调圆融。

我和谢端尤其走得近了。

我从小到大，稍稍亲密一些的女孩，每每都是人堆里把握决定权的那一个，个性张扬，从来懒得妥协。我们一起逛超市，如果不事先说好，往往会各奔各的需要而去，时常逛了一圈下来，发现彼此踪影全无，碰头再相互埋怨。

跟她我从来不担心这个，我到哪儿，不用说她都会一直安安静静陪着，初时我还是老样子，直奔目标，等想起来还有这么个人，一转身就撞到她。

“你不要买东西？”

“你要买啊，当然先陪你。”

老实讲，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惯常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友情体验与相处方式，竟然有人，她不觉得妥协是什么坏事。她如此轻易的，就让她的需求屈从于他人的需求。她让我费解的同时，不能不产生保护欲。我不能不管她。

她是温柔细致的孩子。早上我偶尔迟起，她会从食堂买好豆浆和煎包在教室占好位子等我。

我们一起去学校放映室看电影，《午夜凶铃》。挪了小板凳占好前排的位置，然后一到恐怖镜头，就“啊”一声，搬着凳子往后移一段，散场时已经是贴着后排墙坐，蹭了一后背的墙灰，互相拍打半天，灰头土脸。

我们一起上课下课，吃饭，泡图书馆，上个洗手间都结伴去。

只是我不问她家里的事，她也从来不说。只有一次，她心满意足地抱着我的胳膊，说：“庄凝，以前觉得你好难接近。”

“是吗？”

“是啊，你看上去非常骄傲。”

“有这种事？我这么讨厌啊？”我逗她玩。

她却认真地解释：“不，不，不讨厌，相反的，是那种特别——怎么说呢，非常明白自己要什么，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就是那种。”

“哦，其实也不是的。”我想起我过年的时候在沈思博家吃饭，打牌时还故意输给他妈妈逗她开心。放烟火时他妈妈搂我的肩膀，对大院里其他人道：“小凝啊，是我的小儿媳妇。”

“不管怎样，好高兴哦，我们在一起。”她腻着我，脑袋往我肩头一歪。

我样子很嫌弃地轻轻推一推她：“小姐，请不要弄得像告白，我还要嫁人的。”

“你不知道的，庄凝。”她笑，声音在我耳侧，低低的，语速却很快，仿佛怕讲慢了就跟不上决心，“从小到大，都没什么人跟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