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比较和对比并不以争论或者谴责为目的。笔者也不想涉及以下的问题，即对这两个相邻大国的不同待遇是否同时将他们从几个世纪的封闭孤立中拉出来，是否造成了他们相互猜忌，这样做是否明智，是否正确。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它们与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因此，任何人如果想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理解，认识那些在内部相互作用使中国走到今天的独特力量，就应该重视这些对比。

在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她被毫无准备地推上舞台，面对纷繁复杂、矛盾迭起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关系着国家今后的发展存亡。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人物实际上塑造了国家的政策，主导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1860年，当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 是惟一一位留驻京城的皇室成员。他走上了前台，与手握重兵的各国外交代表签订了和平条约。从这一事件开始直到1884年引退为止，他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中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掌权人物。可能外国人对他的名字并不像对李鸿章总督那么熟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常驻首都而不是居留在通商口岸；也部分因为他的皇家威仪使一般的旅行者难以接近。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始终是帝国政府的真正首脑，李鸿章则是中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在其政治生涯中，恭亲王一开始就成功创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的外交制度，同时建立了无比高效的海关制度。他镇压了华中地区的太平天国反叛，紧接着又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起义；他以惊人的宽松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因为天津教案中难以描述的恐怖而引起的愤怒情绪；他对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起初持反对态度，后来他的先见之明告诉他进一步的反对是危险的，他也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妥协；他在伊犁问题上击退了俄国，并且废除了苦力贸易的存在。最后，恭亲王因为法国侵略越南问题而不幸去职。但是他在越南问题上规划的政策也被他的继承者成功实践了。

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