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思想风暴中，官员们应该采取措施，平息骚动，安抚百姓。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么作。在所有迷信问题上，他们不比被他们管理的人开明多少。我已经见到过至少一打由北京的长官，在这种骚乱时期发布的布告。每一个都在事实上加强和不是减弱公众心理的骚动。他们开始都警告人们，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人们应该留在家中，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们建议人们避免和陌生人打交道，门窗要封好，天黑了不要出门，照看好孩子。最后还提供一种保护的方法或者一种保护辫子的特效药。药方很简单。一个告示中说把红色和黄色的细绳编在头发里。另一个告示描述了一种内服的药。另一个告示介绍了一种药，一半吞服，一半要扔在炉膛里。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药方，是由顺天府尹在1877年一月公布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组合。把三个汉字以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然后用墨汁写在一张固定大小的黄纸的三个角上。一角要被烧掉，把灰小心的留下来喝掉。第二角编在辫子里。第三角要贴在门楣上。父母官保证这样做就可以阻止日夜游荡，伺机夺走作为国粹的辫子，使人们安全。这个药方被府尹谦虚地称为“神通广大、包用包灵的护辫秘方”。

应该补充的是，在这种剪辫子风潮中，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辫子。人们满口流言，意志完全消沉，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状态。那些神秘兮兮，面色惊恐的人讲述着各种故事。他们以及告诉他们的人都没有确实见过一桩。在所有这些骚乱中，我也没见过哪个中国人，他确实见到过另一个中国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失去了他的辫子。每一个故事的基础都是道听途说。这种骚乱是一种不能理解的，危险的迷信恐惧流行病。

在事态严重的北京，就在顺天府尹公布了公告和药方不久。一天清晨我被叫醒去见一位美国传教士。他来报告说就在前一天晚上，一个在他手下掌管的小礼拜堂内过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的辫子。这位传教士知道在那个骚乱猖獗的时刻，如果走漏了风声，这个小礼拜堂就会立刻被暴民拆掉，可能会有人伤亡。所以他万分小心地把受害者关在一间屋子里，一大早就急匆匆地到公使馆寻求建议和援助。我先给京城军方的都统衙门发了一封急信，没有给出任何原因，请求在这天晚些时候与他会面，目的是在必要时请他派出军队保护小礼拜堂。然后就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