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季节，正午之后两个小时，整个世界就像午夜之后两小时那样安静。起码对于干活的人来说，其他人也一样，睡觉的位置似乎无足轻重。横卧在三辆车推车之上，像蜘蛛一样脑袋朝下，嘴巴大张，口里含着一只苍蝇---如果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入睡的能力为标准，通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的话，那么在中国会轻易地募到数以百万计，哦不，数以千万计的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一种事实，这就是在中国，不注意呼吸新鲜空气，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空气流通，除非是一场台风把屋顶揭掉或是一场饥荒使房屋主人为了卖木材而把房子拆掉。中国人住处的拥挤我们已多有耳闻，但是拥挤却是中国人的正常状况，它似乎并没有给中国人造成什么不方便，或者不方便的程度如此轻微，以致于不足挂齿。如果他们的神经同盎格鲁一散克逊人的神经有相似之处的话，则他们的悲惨将超出我们的想象。

逍遥自在、完全不受神经的控制，还表现在中国人对身体痛苦的忍耐，对中国医院里手术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对于中国病人来说，毫不含糊地忍受疼痛是多么寻常甚至普遍的，而他们所忍受痛苦的程度，足以使我们中间最壮实的人惶然却却。单就这一话题便会轻易地发挥成一篇论文，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略过去以便使大家注意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一封信中说的话：“最高程度的召唤与选择，”她说---显然是因为她不熟悉神学用语所致---“是不施雅片而眼睁睁地忍受疼痛。”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的中国人确实是不含糊地做过“召唤与选择”。

布郎宁(Browning)夫人说过：“不带同情心的观察就是曲解。”毫无疑问，这是对像这位杰出女诗人或其同类的敏感的人而言。西方人不喜欢被观看，尤其是他在做一件精细或者困难的工作时更不喜欢别人观看。但是，一个中国人恐怕是在别人的仔细观察下工作才会做得最好。在那些外国人不常去的地方，外国人一来，一群中国人就很快围成圈，好奇地盯着看，我们很快就会感到厌烦。这些人只是不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会加以伤害，但是我们还是常常声称如果不把他们赶走，我们就会“发疯”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西方人本能的感情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观看他，什么时候观看或者观看多长时间。如果有人反感别人观看，他反倒会怀疑这人是否有毛病。

西方人不仅是在睡觉时要求安静，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刻，如果他以前从未过分要求安静的话，生病时则要求免遭任何不必要的声音的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