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众臣却对甫行即位的英宗提出“请准许廷臣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的请求。

正因为不是先帝的亲生子，所以更加需要尽孝道，以避免闲话。

先帝堂兄的儿子――与英宗有同样血亲关系的皇族，有数十名，不，甚至上百名之多。光是英宗的兄弟就有十名以上。正因为如此，英宗在处事上非格外慎重不可。倘若让廷臣负担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皇族对他猛烈攻击是想象得到的。

英宗是喜欢读书、个性温厚的皇帝。

这也难怪，他是养子皇帝嘛！――英宗个性内敛，甚至引起了口无遮拦的国都居民如此低语批评。

这样的他，在听到众臣欲捐赠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经费之议，自然要动色了。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这不是政策上的对立，而是单纯因称号问题而起的意见对立。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然则，“濮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称去世的父亲为“考”，去世的母亲为“妣”，“考”、“妣”二字有对称关系，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时要写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经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应以“皇考”书写，成为一大问题。

“皇考”当然是指皇帝的父亲而言。

一些人的意见是：既然是皇帝的父亲，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应以“皇考”书写才对，这一派人士的代表为编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

与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见是：“皇考”的字义包含“身为皇帝之父亲”的意思在内，因此，对非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称号确实有问题，使用“皇伯”之称号应较为妥当。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马光。

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为养子而成为皇嗣的英宗，从那个时候起，与生父濮王的父子关系便已断绝。英宗是在与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解消后，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来说，两者中的“皇伯”说应较具说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称呼生父濮王，这是人之常情。议论沸腾中夹杂着感情因素，廷臣因而产生截然对立的派阀。

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协性提案终被采用：皇考只对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称呼当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阂，因而使用“亲”字。这个问题因使用从未有过的新名词，总算获得解决。

然而，两派人士间依然存有疙瘩，却是难免的。

为奉承当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与皇帝同样的称号，这是违背君臣礼仪的不伦之举！――皇伯派人士以此责难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则以此论调驳斥对方：只知墨守成规，而不于人情机微有所思虑。以后怎么能推动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问题尽管获得解决，对立状态却依旧存在。

在称号问题之后，接着面临的是政策问题。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