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显然也和我刻意保持着距离，她讲话的时候，只管自己讲，从来也不回头看，也不管我听否，也不和我这个总公司派来的人套套近乎。

我尽管有点失望，但我不再怀疑她是罗宾派来打探我的。

与上海不同，在北京的街头有许多棋摊，我逛的时候蹲下一看，发现那些家伙们很有水平，就在那里看起了棋，一会我还磨刀霍霍兴致勃勃地和一个老头对弈起来。

待我下完棋，天居然已经要傍晚了，我发现汪芳走得已经不见了。

这可真有点麻烦，我摸摸自己身上，手机没带，更要命的是钱包也没带，此时我才想起，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换了一身新西装。

问了几个出租司机，他们听说我身上没带钱，而且要送我到郊区，竟然拒载！

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我该怎么回去呢？

我习惯性地在身上乱抓乱摸，就如韦小宝的十八摸一样，把全身摸个遍，妄图摸出点成果来。呵呵，心头一喜，竟然真摸出点门道来，一下在我西装的边角上摸到几个钢板。

我这人有个特点，不知是不是我的指甲够锋利，西装的口袋总是会捅个小洞出来，有时我胡乱把一些硬币放在口袋里，几个铜板给漏到了西装的边角上，这个特点在这个时候帮了我，我内心真是百感交集，真是应了一首歌“人生可难测呀，啥事都能碰上”。

有了几个硬板，我心里踏实了一些，打听回通州的车，坐两辆公交车是恰到好处。

春暖花开

公交车颠簸着挪了一站又一站。

我旁边的一个老太太下车后，我的屁股放到座位上去了。

座位上剩下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我也顺势乱看起来。

我看的是报纸法治版，报纸中一个新闻标题特显眼：“她真的是他的亲生女儿吗？”

该新闻的脉络也很清晰，原告章小姐自称是被告章先生的女儿，起诉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的父女关系，并要求被告赔偿18年的抚养费，而这个被告却不承认。报纸最后称，目前该案在审理中。

这则新闻就让我想起张萍的家庭，要是张萍以后打这样的官司，我在旁边该怎么为她尽一份力呢？我把这张报纸紧紧带在身上。

我已经打定主意，正好我现在比较空，一定要在这个案子判决的时候到现场去旁听一下，看看这样的案子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法官是如何判决的。

我回到通州住的酒店时，天气已经暗了下来，不过罗宾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我知道，他现在一定是猜不准我葫芦是什么药才这样殷勤地对待我。

我没等罗宾说什么，就先假装很着急地说，“汪芳回来了吗？我把汪芳给丢了，我在外面不停地找也没找到她？”这样一个哈哈，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后来我听说，汪芳因为把我给丢了，四处寻找了好长时间，心里颇有点惭愧。

因为想去法院里听听这个案子，我倒不是很想离开北京了。我这样想，来北京一次总该有点收获才好意思回去吧，就是增加一点打官司方面的东西，以后给张萍吹起来也能吹到点子上。

我是说干就干，第二天就亲自跑到这个报社去，去找写这个新闻的记者，想问问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问问这个案子下一次开庭的时间。

谁知道，这个记者鬼精鬼精，一开始他一点都不肯透口风。他说，“这个案子是涉及个人隐私的，告诉你有悖职业道德。”

一看正规手段不行，我厚着脸皮对他死缠烂打，以和他交朋友的名义带他到了北京一家叫“大海”的酒店里吃东西，并塞给他从上海带过来的一份礼品。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我真的找到张萍了。

这个案子的原告竟然就是张萍，张萍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他亲生父亲，她一怒就把这个现代“陈世美”告到了法院。怪不得我在上海她舅舅家一直没看到她。

这个记者还算不太“海口”，我花了1000元就全部搞定，我知道了张萍下次开庭的具体时间，因为这个记者有张萍的起诉状，我还知道了张萍住的地点。

我没有直接去找张萍，我想酝酿一下情绪再去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