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一个桥的时候，突然前面的三轮车被什么绊了一下，那车因为装的东西太多，一下摇晃，车上的箱子就有几个全摔了下来。

箱子里装的是橘子，瞬间给滚了满地。前面的民工马上下车，赶快手忙脚乱地捡，但因为满路扔的是橘子，挡住了后面的车，后面已经有人在骂了，说什么“也不好好捆好”“干嘛装这么多”“干什么吃的”等等，没有一个人上前帮他一下。

民工看上去是个感觉比我年龄小几岁的青年，也戴着眼镜，他的脸变得通红，只是低着头迅速地拾着橘子。

我把自行车停放一边，也和他一起捡起橘子，旁边的人一看这样，也有几个一起来帮忙。很快橘子收拾好，民工没有说谢谢，只是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们。

那是一种清澈的眼光，我一看这种眼光，心就一颤，我觉得我永远是和这样的人是一条线上的，我和高歌永远是无法站在一起。这里仿佛才是我所想要的心灵归宿。

此时我就想，社会有时好无情，它无形中制造了很多的等级，金钱和权力再加上所谓的层次，形成了所谓的社会秩序规范。农民有农民的习惯，市民有市民的规范，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环境，富人则有富人的层次，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秩序中，会遇到无穷的阻力，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从来没想到过踏进所谓的上层社会，因为我是从小城镇走出来到大上海的，我不是毛泽东，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没有那么大的能耐用革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生活，我为什么要强逼自己非要和所谓的上层人去做比较，我能要到自己的快乐和开心，我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尊严，为什么要学别人呢？越想越觉得自己是对的，本来我自己过的好好的，可是我却爱错了对象，这才是我的问题，我应该好好检讨。

想到这些，我又觉得我有些不可救药。当初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珠海公司破产带着《毛泽东选集》登泰山，悟到东山再起的道理；而我带着自行车游浦东悟到的却仍然还是张萍眼里的不思进取。

太阳仍旧在转，日子当然在过，张萍的信让我变的有些沉默寡言，让我对一切都失去了自信。

我自己每天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即使汪芳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也只是努力地向她一笑。

恶有恶报

人在最低落的时候总会回忆以前的美好，总会惭愧，还会想起因果报应。

我想起我在大学时遇到的一个女孩。我和她的认识是结缘于一个要好朋友老吕的牵线。如果算是相亲，那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次相亲。

我的母校是一个北方小城中一所很小的工科学校，由于其中文科生较少，女生也很少，漂亮的女孩更是不多，学校里缺少活泼的气氛。由于我喜欢文学，而且有时爱吹牛，在学校是个咋咋呼呼的人，所以认识了比我低一届的文友老吕。老吕是个典型的文人，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比我低一个年级，却比我谈恋爱谈得早。

那时的我，大三了还从没想到要谈点恋爱什么的。老吕却帮我留意上了。他说他有一个老乡叫刘飞燕，特秀气，大一的，刚被招进校宣传部，可以帮我介绍介绍。我也没当回事，就胡乱答应了。

老吕当时是学校宣传部副部长，他利用职务便利安排我和刘飞燕在学校团委的一间办公室里见面。

我在学校是个人越多笑话调皮话越多的主。第一次和女孩子单独接触，我一下没了话。尤其是老吕给我介绍的女朋友，长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没有张萍那么耀眼，但也属于我们那所学校中比较拿得出手的女孩，大概160以上。

刘飞燕短发，感觉很精神，尤其笑的时候有两个酒窝，特好看。她也好像有点羞，我们沉闷了几秒，还是她主动发话了，“你是段主编吧，我是刚被招进宣传部的，吕部长让我来向你请教一下关于写作和宣传的事。”

刘飞燕居然称呼我主编，还对我这样尊敬，我心里不知道怎么就放松了，“不要这样叫我什么狗屁主编，叫段屁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