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教堂只在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下午开放，门票是15法郎。过道旁边巨形石墓是为保卫路易而身亡的瑞士保镖的最后安息地，顺着过道可以一直通向引人注目的新古典主义浅色石头门廊，门廊带有柱子。整座建筑在淡绿色的圆屋顶之下，只透着一扇窗户，好似古罗马的万神殿一样。进去之后右手边，是跪在地上的路易十六的雕像，身穿带有法国王室纹章的长袍，由一个站在脚趾上的天使护卫着。雕像下面一块黑石，上有刻成金字的国王的最后证词。在这间开阔、高顶的房间的另一侧，是与之相对应的玛莉 · 安东奈特和儿子多菲的雕塑。王后的塑像下面存有她写给姐妹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宽恕了她的敌人，承认她是为信仰而死，确信自己是无辜的。在入口的上方是一件大理石浮雕像，上面刻着国王葬礼的队伍，有可能是1815年被重新安葬时的情景。在远处的墙上，半圆形的屋顶下面，是一尊庄严的神龛，楼下矮顶的地下室中还有一个祭台。

外面有300年的老树，树下有长椅，孩子们在玩耍，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孤独地坐着，周围的城市已被污染，生活略显压抑。街对面是用传统手工做的假花装饰的橱窗。皇家小教堂是为国家向国王和王后表示赎罪，我想知道这一想法是否启发了蒙马特高地的圣心大教堂，该教堂是1875年在第三帝国时建立，为1871年巴黎公社过分的行动而赎罪——这是一次绝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使蒙马特高地最后成为流血的堡垒。

除了我八十五岁的老房东以外，我很少遇见君主主义者。她是一个古板的老太太，纠正我说她不是保皇主义者，而是君主主义者。我在翻阅字典后，仍无法分清二者的区别。“不管怎样，怀特先生，你看看两个世纪以来共和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沮丧，不是吗?”她低下头，表示遗憾，觉得这是确定无疑的。她是一个让人崇敬的女性，无偿为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而他的儿子也是一位君主主义者，在科索沃无偿当了一个月的医生。

她非常反对美国轰炸波黑——“毕竟波黑在1914年至1918年是我们的同盟国家……”（她暗示他们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她是反美分子，部分原因是因为白宫那场耻辱的闹剧，更主要的是她反对美国对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占领。

老太太是法国一个著名极右派家族的后代，但是她在谈话时非常谨慎地避开这一争议，尽管她承认，她反对任何移民进入。“法国总是欢迎不幸的人，”她轻轻地却坚定地说，“但是我们不能再做什么了。”她是《法兰西行动》的读者，这是一份右翼周刊，主张法国恢复君主制度。

我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艺术家朋友，比我年轻很多，她告诉我她同一位著名保守派作家的女儿一同长大。在我的朋友同父母移居加勒比地区后，她们分开了多年。保守作家的女儿后来同一位贵族结婚，接受他那更保守的观点，包括偏激的反犹主义。她相信世界是由一个国际犹太阴谋统治。当最近两个20年未见的儿时好友在巴黎聚会时，作家的女儿（现在是一个公爵夫人）透露了她的阴谋理论。她的老朋友，一位艺术家，震惊得流泪了。公爵夫人当然是一位坚定的君主主义者，而在巴黎肯定还有社会主义君主主义者的空间，这是法国革命更为奇怪的产物，是完全没有预测到的。

几十年来，许多法国保皇主义者都寄希望于巴黎公爵亨利 · 德奥尔良。1988年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弗朗索瓦 · 密特朗竞选连任法国总统时，亨利曾表示支持。亨利在摩洛哥出生并长大，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皇室家庭不允许居住在法国。后来他在布鲁塞尔学习医学、法律和农业，为他皇室身份做一切准备。亨利出人意料地反对《法兰西行动》周刊的右冀观点，和周刊的领袖夏尔 · 莫哈产生不和。保皇阵营中的主要冲突是，觊觎王位的“继承人”在政治上相当进步，而《法兰西行动》周刊和其他支持他们的右翼团体则相当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