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弹从咽喉部位射入，手枪中等口径，使用的是软头子弹。”杰西·布里兹探长判断，“很像这支手枪，子弹也像。”他在手里掂了一下亨奇的那支枪，但亨奇矢口否认这是他原有的那支。“子弹是向上倾斜着打进去的，可能一直打到后边的头骨，现在还卡在里边。这人已经死了两个小时，手和脸已经变冷，但身体还有点儿温暖。还没有出现尸僵。他中弹以前先被坚硬的器物打了一下。可能是枪柄。你们对我的估计有什么看法？”

他屁股底下的一张报纸沙沙àà地响着。他摘下帽子，擦了擦脸和几乎已经光秃的头顶。他头上剩下的一圈淡黄色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他又把帽子戴上，那是一顶平顶巴拿马草帽，被阳光晒得变黄。不是今年新买的，或许也不是去年买的。

布里兹探长是个大块头，肚子鼓鼓着，穿着棕白两色皮鞋，松弛的袜子，黑色细条的白裤子。从他敞开的衬衫领口里可以看到胸口上赤黄色的胸毛。一件肩膀非常宽的天蓝色运动服上衣，大得能当一个小车库。他的年纪大概在五十岁上下。唯一叫人想到他是一名警察的，是他那对努努着的淡蓝色眼睛。他能够非常平静地、眨也不眨地盯住你。他不想对你无礼，但是除了警察以外，谁都会觉得这种凝视对自己是个冒犯。在眼睛下面和双颊、鼻梁之间宽宽地长着一道雀斑，看上去像作战地图上的一块布雷区。

我们都坐在亨奇的房间里，门关着。亨奇已经穿好衬衫，正在系领带，但是他的粗笨的手指头哆哆嗦嗦，总也系不好。那个黄头发女人在床上躺着，头上系着块像头巾似的绿色东西，身旁扔着她的钱包，腿上盖着一件灰上衣。她的嘴微微张着，但脸上已经看不见眼泪了。她好像被发生的事吓着了。

亨奇粗声粗气地说：“如果认为那家伙是叫枕头底下的这支枪打死的，你们这么想也可以，看来有这种可能。但是这支枪可不是我的，不管你们问我什么，我也不会承认那是我的枪。”

“就假定你说的是事实吧。”布里兹说，“那这支枪怎么会在你的枕头下面？是不是有人把你的枪拿走，把这支枪留下了？他是什么时候干的？怎么干的？你的枪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三点半钟左右出去吃了点儿东西，就在拐角那家小餐馆。”亨奇说，“你可以去调查。出门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锁门。两个人都喝多了。我猜想我们的房间一定吵得厉害，正开着收音机收听垒球比赛。我猜想我们出去的时候把收音机关了，我不敢肯定。你记得吧？”他问那个在床上躺着沉默不语的女人。“你记得吧，亲爱的？”

那个女人既不看他，也不回答他。

“她吓坏了。”亨奇说，“我自己有一支枪，点三二口径的柯尔特，同那支枪的口径一样。但那是一支大肚子枪，一支左轮，不是自动手枪。枪皮上包着的橡皮掉了一块。那是三四年以前一个叫莫理斯的犹太人给我的，我们都在一家酒吧间工作。我的枪没上执照，但是我平常从不带枪。”

布里兹说：“你们这些家伙整天喝得烂醉如泥，枕头底下再搁着把枪，早晚有一天得有人叫枪打死。这你该明白。”

“见鬼了。这个人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亨奇说。这时他已经把领带系上了，只不过系得东扭西歪。他已经非常清醒，但是不停地打哆嗦。他站起来，从床头拿起一件上衣穿上，又重新坐下。我发现他点烟的时候，手指头抖得厉害。“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在过道里碰见过他两三次，他从来不跟我打招呼。我想我碰见过这个人，可是我说不准。”

“就是住在你对面的人。”布里兹说，“咱们现在把事情梳理一下。你收听的垒球赛是电台重播的节目，是不是？”

“三点开始。”亨奇说，“从三点到四点半，也许更长一点儿。我们大概是三点半出门的，在外边大概呆了一局半的时间，也许两局。二十分到半个小时，不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