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警察局墙上的喇叭箱嗡地响了一声，一个人在说，“KCPL，现在试音。”接着咔哒响了一下，声音就没有了。

杰西·布里兹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说：

“你来晚了几个小时，是不是？”

我说：“是来晚了。可是我给你留了话，告诉你我要晚一点儿。我得到牙科医生那儿去一趟。”

“坐下吧。”

布里兹在这间大办公室的一个角落上有张办公桌，桌子上胡乱摆着各种东西。他侧着身子坐在桌子后边，左边是一扇很高的窗户，右边墙上一人高的地方挂着一份日历，过去的日子已经被一条一条黑粗的铅笔道划去，这样布里兹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确切日期了。

斯潘格勒坐在办公室一侧一张更小但比较整洁的办公桌后边。桌子上摆着吸墨纸、钢笔架、一个小í日历和一个用贝壳做的烟灰缸，烟灰缸里堆满了烟灰、火柴杆和烟头。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玩一种投掷标枪的游戏：靠墙立着一个坐垫，他手里攥着一把蘸水钢笔，一支一支地往垫子上投掷，他玩得并不成功，没有一支钢笔插到垫子里去。

这时办公室像所有警察局的房间一样，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既不污浊，也不干净，叫人感到它同你有着很大的距离，永远不会感觉亲切。即使你把警察局迁到一幢崭新的楼房里，不出三个月，所有的房间也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就说不清了。

我记得纽约一个跑法律口的记者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你走进管区警察局的大门，你就走出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无法无天的领域。

我坐下来。布里兹取出一支玻璃纸裹着的雪茄烟，开始他一成不变的点烟程序。我在一旁看着，直到他把烟点着，深吸一口，再摇晃着火柴把它熄灭，轻轻放在烟灰缸里。

他招呼自己的助手说：“嗨，斯潘格勒！”

斯潘格勒转过头来，布里兹也转过头。他们两人相对着笑了笑。布里兹用雪茄烟指着我说：“看他怎么流汗吧！”

斯潘格勒为了转过身看我流汗，不得不把腿移过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开始流汗了。

“你们这一对儿可真逗。”我说，“活像一对儿打飞了的高尔夫球。你们是怎么学会这种本事的？”

“少说两句俏皮话吧。”布里兹说，“今天上午够忙的？”

“还可以。”

他还在对我笑。斯潘格勒的脸也堆着笑容。布里兹似乎在品味什么，舍不得把含在嘴里的东西立刻吞下去。

最后，他清了清喉咙，拍了一下他的那张生满雀斑的大脸。他的头更向我这方向转了一点儿，这样，他就可以既看到我又不用脸对脸地对着我。他用一种空洞而模糊的声音说：“亨奇招认了。”

斯潘格勒使劲盯着我的脸。他坐在椅子的前沿上，身子向前探着。他微微张着嘴，笑容满面；我觉得他的笑容有些淫邪。

我说：“你们是怎样逼供的——用大镐？”

“没有。”

他们俩都一句话不说，只是盯着我。

“找了个镇物来。”最后布里兹说。

“找了个什么？”

“一个能镇得住他的人。怎么，你高兴了吧，小伙子？”

“你们是不是就一直这么洋洋得意地坐着，欣赏我怎么高兴？”

“我们喜欢看别人高兴。”布里兹说，“这种机会很难得。”

我叼起一支纸烟，让它在嘴唇上上下跳动。

“我们叫那个人施加了点儿压力。”布里兹说，“那人叫巴勒莫。你想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

“是这样的。亨奇已经喝得烂醉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醉在表现上，而是醉到骨子里去了。多少天以来，他就靠着酒活着。不吃饭，不睡觉，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酒醉不倒他反而能使他保持清醒。酒成了他活在现实世界里的唯一支柱。酗酒的人一到这个地步，你要是把他的酒拿走，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