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这个年轻人。卡洛尔坐在长沙发上，斜身靠着墙。奥尔斯一声不出地望着他，两条μ白色的眉毛弯弯的、一根根地扎扎着，像富勒尔制刷公司免费赠送的两把刷瓜果的小刷子。

他问小伙子说：“你承认打死了布罗迪吗？”

小伙子声音闷哑地回答了他爱说的那三个字。

奥尔斯叹了口气，望望我。我说：“用不着他承认。他的枪已经被我拿过来了。”

奥尔斯说：“要是每次我听见人们对我讲这三个字我能得一块钱，我就发财了。这句话怎么那么有意思？”

“骂人不是为了有意思。”我说。

“你这话我得记住，”奥尔斯说，转过身去，“我已经给怀尔德打过电话了。咱们一起去看看他，把这个小流氓带着。他跟我坐一辆车，你开车跟在后面。万一他在我车里不老实，想动手动脚什么的，也有个照应。”

“你对卧室里那物件喜欢不喜欢？”

“太喜欢了，”奥尔斯说，“小伙子泰勒从码头上摔下去我看是件好事。他把那个老流氓干掉，我真不忍心帮忙把他送进死牢去。”

我回到那间小卧室，把黑蜡烛吹灭，叫它自己去冒烟。当我再回到起居间的时候，奥尔斯已经把那个小伙子弄起来了。小伙子的一双黑色眼睛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脸色苍白，紧绷绷的像块冷冻的肥羊肉。

“咱们走吧。”奥尔斯拉着他的胳膊说，那姿势就像很不情愿接触他的身体似的。我把所有的灯都关掉，跟在他们后面走出房子。我们上了汽车。在漫长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开车紧紧盯着奥尔斯的汽车后面两个闪闪发亮的尾灯。我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到拉文特雷斯去。

地方检察官塔格特·怀尔德住在拉斐特公园和第四大街拐角的地方，他那套白色的住宅差不多和电车库房一样大。房子一边有一座红砖砌成的车棚，前面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这种坚固的、老式的房子经常由于城市不断向西扩展而整幢整幢地迁盖到新市区去。怀尔德出身于洛杉矶一个古老的家庭，说不定就可能是生在这幢房子里；不过那时这幢房子一定还坐落在西亚当斯，或者是菲格罗亚，再不然就是在圣詹姆斯公园那一带。

行车道上已经停了两辆车，一辆挺大的私人小汽车和一辆警车。一个穿制服的司机倚在警车的后挡板上，一边抽烟一边赏月。奥尔斯走过去对他说了两句话。司机望了望奥尔斯汽车里的那个小伙子。

我们来到房子跟前，按了按铃。一个把金黄色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男人开了门，领着我们走进大厅，穿过一间摆满深颜色笨重家具的半地下起居室，走到另一头的一个客厅。他敲敲门，走了进去，替我们把门大开着。我们走进一间嵌着护墙板的书房，书房尽头是一扇敞开的落地式窗子，窗外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夜色中的花园和一片神秘的树影。顺着窗户飘进一股潮湿的泥土和鲜花的香气。墙上悬挂着几张已经褪了色的大油?，屋里安放着几把安乐椅，摆着一些书。在泥土和鲜花的芬芳中还掺和着一种高级雪茄烟味儿。

塔格特·怀尔德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是个中年人，身体已经开始发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里除了存心做出来的友好表情之外一无所有。一±咖啡摆在他面前，他那修剪得非常整洁的左手手指上夹着一支带花纹的细雪茄。还有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蓝色的皮椅上。这个人面色凶狠、眼光冰冷，浑身瘦得像把草耙子，冷酷得像一个当铺老板。他的一张脸修整得干干净净，好像胡子刮了还不到一个钟头。他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棕色西装，领带上别着一颗黑色的珠子。这个人手指细长，带着些神经质，看上去头脑非常敏捷。他气哼哼地坐在那里，好像憋足了劲儿想和人大吵一架。

奥尔斯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说道：“晚上好，克龙耶格尔，这是菲利普·马洛，一个遇着点儿麻烦的私人侦探。”说着还咧嘴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