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关上了。格里高利上尉和我在更加沉闷的气氛中对看了一会儿。门又开了，那个女人把一沓编着号的绿色卷宗放在桌子上。格里高利上尉点头示意让她出去，然后在他那绽着青筋的鼻子上架上一副挺大的角质眼镜，慢慢·阅起卷宗里的文件来。我用手指转动着一支香烟。

“他是九月十六日那天出走的，”他说，“唯一重要的线索是那天司机放假，没人看见里甘把车开出去，虽然我们知道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应该是黄昏了。四天以后我们在日落大道附近的一所非常漂亮的别墅的车库里找到了那辆车。看守车库的人把这事作为一起窃车案报案了，说这辆车不是那里的。那个地方叫做卡萨德奥罗。还有一点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到底是谁把车放到那儿的，我们没查到一丝一毫的线索。我们在汽车上搞到的指纹全都同警方档案中的旧犯无关。车库里出现的这辆车看不出和什么罪行有联系，虽然有理由怀疑发生过某种犯罪行为。它倒是和另外一件事有关，我这就讲给你听。”

我说：“和埃迪·马尔斯的妻子被列入失踪名单的事情有关吧。”

他显然有些恼火。“是的。我们对房客进行了调查，发现她正好住在那里。她失踪的日子和里甘出走的时间差不多，前后也不过两天。有人看见她和一个有点儿像里甘的人待在一起，但我们没得到确切的证据。警察们搞的名堂，有些也真滑稽：有时候一个老太太可能看见窗户外面跑过一个人去，六个月过去之后她居然能够从一群人中把这个家伙认出来；可是我们有时候给旅馆侍者一张挺清楚的照片，他们却什么也认不出来。”

“认人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旅馆侍者必须具备的本领。”我说。

“是啊。埃迪·马尔斯和他妻子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据埃迪说，他们的关系倒还融洽。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里甘手里有一万五千块钱，一直带在身上。据他们对我说那都是现款，绝不会面上一张真票子下面都是烂纸。这可是一大笔钱。有的人就爱在这上面炫耀，在别人看着他时，偏要掏出来显显。里甘可能就是这么个人。不过也说不定他对金钱的事一点儿也不在乎。据他妻子说，他除了食宿和他妻子给的一辆帕卡德120以外，从没花过斯特恩伍德老头儿的一个í子儿。别忘记了他过去是个发过大财的私酒贩子。”

“我真弄不懂。”我说。

“好啦，我们现在面对着的是一个潜逃出走的人，他的裤兜里有一万五千块现款，而且尽人皆知。所以这件事可能跟钱财有关。我自己要是有一万五，说不定也会潜逃——虽然我有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因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人为了那些钱整治了他，而且整治得太厉害了，所以只好把他弄到沙漠里去，种到仙人掌底下。可是我对这种推论不太相信。里甘随身带着一把枪，也有摆弄枪的丰富经验。他不只在那帮油头滑脑的酒贩子里混过；据我了解，早在一九二二年——或者随便是哪年吧——一次爱尔兰叛乱中他还指挥过整整一旅人马。像这样一个人对一个抢劫犯来说可不是块好啃的肥肉。再说，他的汽车停在那间车库里，也就使整治他的人——不论是哪个人——都知道他和埃迪·马尔斯的老婆交情很不错。我估计这也许是实情。不过这件事可并不是随便哪一个赌场上的无赖都能知道的。”

“有他的相片吗？”我问。

“有。可是没有她的。这也挺奇怪。这件案子奇怪的地方真不少。你看吧，”他把一张上光的照片从桌上推过来。我看到的是一个爱尔兰人的面孔，神色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忧郁；与其说是稳健不如说有些拘谨。这张脸不是一个硬汉子可也不是一个任人推来搡去的软骨头。笔直的黑眉毛，下面是突出的颧骨，前额很宽，不显得太高，浓密乌黑的头发，鼻子纤小，嘴挺大。下巴很有线条，可是却小得配不上那张大嘴。脸皮紧绷绷的，是一种遇事果断、盲打莽撞的人的脸形。我把照片递回去。以后要是看到这张脸，我会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