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谓刘邦“仁而爱人，喜施”，可见他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他既然普爱众人，从情理上说，他更会爱自己的儿女，只不过，他的爱还连接着对天下苍生的爱，跟一个普通父亲所表现出来的父爱必然有所不同。

刘邦的《手敕太子书》，让人颇感困惑，一面说“生不学书”，一面说“读书问字”，好像自相矛盾，其实“学书”是学写文章的意思，此可说明刘邦读书但不爱写文章，他承认文章写得不太好，但足以表达意思。“手敕”说“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楚亡时刘邦已三十有余，过了在学校混日子的年龄，秦朝禁学，他高兴什么呢？也许他以前好读杂书，“专业”成绩一般，自感竞争力不强。秦朝禁学，以前的专业作废，以吏治之学录用官员，刘邦当然高兴，而且他真的考上了，从此把专业书籍丢到一边。直到登上帝位，经名师指点，他品出了书中的真味，终于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战国时，楚国文化比较发达，诸子之学都有传播，尤以道、儒两学为盛。从刘邦自由洒脱的个性、和顺圆通的政风以及早期对儒士的极端排斥看，他的专业也许是道学。秦末汉初，道学远比儒学兴盛，天下英雄中必有一批道家学者，相反，儒士的作为很少。但《史记》仅标志了儒士，没有指出谁曾师法道家，大概是出于尊儒排道的需要吧。司马公毕竟处于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自然不会把开创大汉的首功归于道家人物。

总之，刘邦是一个被误读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一定比人们想象的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