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花花公子”虽然受到伦敦和加尔各答当局的指责，却得到许多广州私商的积极拥护。一方面，私商们深陷违禁贸易不能自拔，同时又希望法律做出有利于他们的修订，他们非常热切地提出自己的要求。1830年圣诞节前夕，他们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清楚无疑地表明了这一点。1831年7月28日，这份请愿书送达议会，请愿书很可能是出自马地臣的手笔，因为他的文体风格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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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抱怨说：“广州官员是个贪赃枉法的阶层，他们花钱将职位买到手，满脑子想着勒索和不讲道义地聚敛钱财。”“对于频繁前往这个帝国的英国臣民而言，贸易素来是惟一的目的”，可实际上他们“备尝艰辛，所受待遇实为世上少见”。马地臣抱怨说：“就连神圣的家庭生活纽带也遭漠视，夫妻分居，母子分离；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是由于那些禁止外国妇女在广州居住的出尔反尔的禁令，因为似乎并没明确的相关法律，除了以习俗为借口，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在这篇冗长文件的结尾，马地臣提出一个补救办法：

如果上述建议难以实现，阁下的请愿者深切希望大不列颠政府，在立法机构的认可下，做出有利于国家的决定，并且，通过获取一个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属地，使英国在世界这个遥远一隅的贸易免受来自暴政和压迫的影响。

虽然当时没有多少人想到香港，这个荒凉岛屿将成为马地臣所说的“岛屿属地”。

英国议会非但没有依从请愿书签名者的请求，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或攫取一两个岛屿，甚至对请愿书反应冷淡。托利党因为罗马天主教徒待遇问题发生分裂，被格雷勋爵的辉格党取代，埃伦巴勒勋爵随之下野，他再次抨击东印度公司：公司的董事们，“那些使我们的利益危在旦夕的人”，“应当命令英国商人服从所在国的法律”。中国人设置的种种限制“也许非常荒谬，却是该国法律所规定的”。英国的支持者对商人们情绪化的言辞困惑不已，他们不明白后者怎么会有那么多抱怨。《中国丛报》试图做出解释：“我们获悉一些非常睿智的来访者询问，我们不绝于耳的委屈和苦恼究竟何在，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愤愤不平，乃是因为我们比古时的先辈更明了人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感到自身的处境犹如囚徒，盼望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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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外国人当中，最桀骜不驯的人物当属詹姆斯·英尼斯，他处处与中国法律和东印度公司的规定对着干，而且往往能够得逞。一次，他用大石头攻击一位冒犯了他的清朝官员的宅邸，并接受了对方的道歉。“总督和户部”，英尼斯报告说，“给我写了非常得体的答复”。

威廉·查顿是当时广州最大的鸦片私商，人称“铁头老鼠”。威廉·查顿博士是最有名的私商，被人称作“铁头老鼠”，28他与马地臣共同创立了最大的欧洲商号“怡和洋行”。1802年，查顿第一次踏上东方的土地。当时，他是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的助理外科医生。他在“特许”贸易中赚足了钱，便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先是在伦敦，后在孟买。1822年，他前往广州，在那里组建了一家代理行。代理行无需多少资金，是广州私商贸易的基本方式，香港成为新殖民地后的最初数年里，代理行依然很兴盛。广州代理商仅限于为委托者 通常是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站稳脚跟的私商 代理买卖事宜，代为处理在华事务。代理商的职责包括充当执行人，管理资产，收回贷款和债务，以及运输和租赁等等，最重要的是货物交易。代理商的报酬按固定比例计算，除鸦片和宝石外，所有货物均提取5%的佣金，鸦片和宝石更易脱手，所以只有3%的佣金。这个行当十分稳当，也不乏诱人的机会。早先，广州代理商曾开发银行业和保险业务，代理商涉足保险业最早、最大胆的尝试，是1805年组建的谏当水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