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限制，从而可以自由地剥削中国人。1830年，广州私商计划周密、资金充足的宣传运动在议会的代言人J.克劳福德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克劳福德开篇即引用爱德华·吉本的名言：“垄断者的本质是狭隘、怠惰和暴虐”，接着大肆攻击“充斥着谬误、愚蠢和站不住脚的理由”的主张。43

约翰·马尔科姆1769-1833年间任印度孟加拉总督。59许多东印度公司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并不在意所遭到的攻击，他们要求，倘若无法取得专营权，至少应允许东印度公司继续参与对华贸易，保留特派委员会的监督权。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力证据：在中国朝廷官员的眼中，自由贸易是个不可思议的概念；私商是一群厚颜无耻、虚伪透顶的家伙；贸易一旦停顿，英国财政每年仅在茶叶一项上就将损失300万英镑税收。查理·福士爵士为上述观点进行了英勇的辩护。福士是孟买最大的私商组织前主席、马姆斯伯里选区的议员，他属于托利党强硬派，污蔑《改革法案》是“罪恶的《改革法案》，是议会中出现的最令人惊骇的可怕怪物”。44

一些不那么顽固的托利党人提出了站得住脚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在他们看来，在特派委员会的庇护下，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目前该港口（广州）的贸易便利而安定，十分顺利”。私商们不接受这种观点，他们希望摆脱东印度公司以及那些动不动就摆绅士派头的大班，代之以乐于推行强硬路线的人。

如果说私商的观点反映了新兴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呼声，那么，也有人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前孟买总督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在公司股东会上指出，无论中国人多么傲慢，“英国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多地僭取了凌驾于其他国家法律和习俗之上的权利”（听啊，好哇！笑声）。当然，马尔科姆是苏格兰人。马尔科姆是讲话中用来表示“英国人”的是English，而不是British，前者有时特指英格兰人。 译注除此之外，马尔科姆还质问，如何才能劝说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处事方式？作为边沁的忠实信徒，辉格党政府或许会争辩说，只要允许自由经营，市场经济的无情法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有利可图的最佳结果，但马尔科姆仍持怀疑态度：“政治经济学家像对待算术问题那样看待人类的习惯，他们的普遍原则的应用前景 并不比聪敏的巴比奇查理·巴比奇（1792-1871），英国数学家和分析仪发明者，现代自动计算机的创始人。 译注先生的奇妙机器的应用前景更看好”。中国人很可能难以说服，倘若他们依然冥顽不化，另一个选择就是战争，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利益而战。但是，谁想为了推动贸易的缘故打一场对华战争？”45

马尔科姆直言不讳地反对强权政治，认为那只是老百姓荒诞不经的幻想：“谈论英国受60损害的荣誉并不是件坏事；但如果这个国家在每一次小争端中都支持对华贸易的商人 将导致最为恶劣的后果”。就连查理·福士爵士也认为：“征服中国的念头太过狂妄，（公司）董事会和英国领土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有这种念头；虽然在广州的某些明智人士似乎抱有这种看法。”但是，查理爵士在讲话中指出了“急躁的迹象”：新来者正在失去对前辈们过时的行为准则的耐心。格兰特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了格莱纳瑟勋爵。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年幼时曾随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觐见乾隆皇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辩论纯粹是务虚。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查理·格兰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我必须重申，不论针对公司做出何种决定，政府不打算向议会建议恢复公司在对华贸易中的独占地位。”他清楚说明，倘若公司不同意政府的决定，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没收公司全部财产，起诉公司；“或许有人要问，如何处置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用什么基金来支付股息？”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