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欧洲和近东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英国政府当时对中国问题不屑一顾。

中国不可避免地堕入实力的低谷。19世纪30年代，较之两代之前的乾隆朝，中国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人们开始觉察到衰落的迹象。汉人学者龚自珍悲叹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 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蔽泽无才盗。”65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一如既往，实际上早已今非昔比。阿美士德勋爵被侮慢地打发走了；误入歧途的律劳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义律建立良好关系的更为耐心的努力，同样遭到冷漠的回绝。

鸦片真是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林则徐的政策是基于对蛮夷实力的判断，如果没有鸦片的非法输入，他不会被委以重任，这一点是不容辩驳的。但鸦片贸易几乎不受任何干扰地持续了30年，贪婪的商人和渎职的官吏难辞其咎。前者肆无忌惮，完全无视他们选择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后者则保护了这种贸易，好从中捞取大量金钱。英国政府当时并不急于坚99持鸦片贸易，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在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的函件中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中国政府对它改变意图（推行禁烟的法律，而不是任其成为“一纸空文”）一事提出适当通知之后，着手执行中国法律，拿获并没收在中国领土内查到的违法运入境内的所有鸦片，那么，英国政府也就不会提出抱怨了。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它本国官员在它本国领土上这么做。但由于某种只有中国政府才知道的原因，该政府认为不适合这样做。可是，它不拿获违禁的鸦片，而决定逮捕爱好和平的英国商民

或许政治家的公开言论不能确凿证明其真实意图。在同日发给义律的秘密指令中，巴麦尊清楚表示不反对中国方面推行他们的法律；义律将要谈判的条约应当规定：“如果任何英国臣民把中国法律禁止入口的商品输入中国，中国政府官员可以查获没收这些商品。”但是，义律必须坚持要求，“决不能因为违法进出口商品所带来的问题而妨害英国臣民的人身”。“任何一个英国臣民被指控在中国领土上有任何违法或犯罪行为”，中国方面必须将之交由英国商务监督的法庭审判。自从1784年的“休斯女士”号案件以来，这一点始终是造成双方冲突的最直接的根源。

一年后，巴麦尊改变了立场。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在函件中，要求义律向中国人提出，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事情就会顺利得多：“你应当说明，允许将鸦片作为合法贸易的商品输入中国，不是你奉命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要求 但是，你务须指出，如果允许鸦片贸易维持目前的状况，两国政府间很难维持长久的有益谅解”。66

除上述函件和文件外，1840年4月到7月间围绕这场战争的议会辩论，也充分说明鸦100片贸易并非英国的首要考虑。托利党人嗅到了血腥味，他们知道辉格党政府难以在下院掌控多数，大臣们已经失去控制，梅尔本勋爵一门心思想退休。有望“挫败辉格党人”的“大声疾呼”将受到欢迎，而政府在对华事务上的举措，似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此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打败辉格党人。“老天保佑！一旦举行投票，他们就要下台！”威灵顿公爵在3月18日托利党领袖会议上喊道。67

在托利党人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搞垮辉格党。一年前，托利党人抓住暂缓实施牙买加宪法一事大做文章，在危机中差一点成功地推翻辉格党政府。皮尔在清点选票时评论说：“牙买加是借题发挥的绝妙题材。”这一次，托利党人又以同样的玩世不恭心态抓住新机会。像牙买加问题一样，大多数托利党人并不关心中国的权利，就像他们并不关心牙买加的权利一样。假如当时普遍反感鸦片，托利党人照样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