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时，只有小型舰船能够提供支援，占领军在广州处于缺乏保护的危险境地；直到1857年，情况才彻底改观，当时的新型炮舰能够驶入广州以及西江的所有河道。

军事史家严厉批评义律上校终止进攻行动的命令，但不论他在1841年春夏的政策有何功过，召回的决定已经无可更改了。奥克兰勋爵的姐姐艾米莉·艾登注意到，堂兄弟查理“想向世上每一个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我预计会有一部长篇传记小册子问世，您不这样认为吗？”14义律上校并不是热衷写小册子的人。8月10日，他乘“克莱德”号离开香港，马地臣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公开表示广州英商总会的感激之情：“我们高兴的是，在您离开的时候能有机会吐露感情 我仍打算（在澳门）为您饯行。”15在孟买，义律将收到另一封来自噫之皮的感谢信，这封信表明义律克制而审慎的品性受到某些人的赏识：“您始终仁慈为怀，宁可寻求引导和劝说中国人民，而不是凭借英国军队的武力去征服和控制他们，这极大地增加了您的荣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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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上校回到伦敦后，马上着手让新政府认可自己的立场；皮尔领导的托利党已经取代了梅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义律问心无愧，公众舆论也大多站在他的一边，因此他看上去十分轻松。格雷维尔对他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正急于替自己辩白的人：“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快活、灵敏、热切、兴致勃勃而令人愉快”。这位日记作者还写道，义律“觉得关于他的中国之行的报道很有趣 我倾向于认为他能够为最近在广州的英勇行为辩白 他与陆海军将领互相指责 他极为蔑视 他们和他们的看法。他也不赞成我们正在进行的斡旋，并且认为，我们考虑用我们的舰艇对华开战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7

人们预计，托利党人会支持义律。毕竟，托利党曾经指责巴麦尊抛弃了在现场的人，而义律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定。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会正式宣布，他对义律的“正直和可靠给予最大限度的信任”。就连被挫败的辉格党人也表示了谅解。乔治·维利尔斯（后来成为克拉兰敦勋爵）写道：“梅尔本用非常得体的方式称赞了义律。”经约翰·巴罗爵士批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任命了义律的一个儿子作为奖励。义律一度曾考虑争取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里彭勋爵：“他却像海豹一样咧嘴一笑，不停地来回晃腿，不肯谈论整个事情”。义律几乎无需这种支持，因为维尔利斯记下了义律上校得到的最高荣誉：“威灵顿公爵提高了义律的声誉和品行，他用议会内外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动人和巧妙的口吻，历数义律曾经面对的困境。在这种事情上，公爵自然是本国的权威，义律从此便对诋毁者报以嘲笑。”18

义律必须留在伦敦，与财政部解决鸦片烟款问题。这个部门素来不以行动迅捷而著称，直到1846年才最终认可了义律整整齐齐、乃至是令人钦佩地准备好的账目。虽然舆论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尚有分歧，义律在下一个职位 驻得克萨斯共和国临时代办 的经历表明，他兼具集个人魅力和勇气。他很快就赢得了共和国先后两任总统塞缪尔·休斯敦和安森·琼斯的尊敬。19

出使得克萨斯之后，义律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接连获得了一连串不那么重要的殖民地职位，先后担任过百慕大、特立尼达和圣赫勒拿岛的总督，最后带着不多的荣誉以海军少将和爵士头衔退休。最后要提一提义律的老对手琦善。琦善也在其主子的盛怒之下得以幸免，而且也被打发到中华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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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旅行家胡克神父偶然在西藏拉萨遇到了琦善。两人谈论起那场战争；琦善认定英国人砍了义律的头：“对于可怜的义律来说，这是个可怕的命运；他是个好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