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中央大道一个鱼龙混杂的街区，那时黑人还没有完全占据那几个街区。那天我刚从一家只有三张椅子的理发店走出来，我的客户说我要找的理发匠迪米特里奥斯·阿莱迪斯可能在那家店工作。我找他不是因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他老婆愿意付点钱找他回家。

我后来一直没找到他，而阿莱迪斯太太也一毛钱都没付给我。

那天天气很热，快三月底了。我站在那家理发店外面，抬头看着二楼一家叫弗洛里安的餐饮娱乐中心伸出来的霓虹灯招牌。旁边有一个男人也和我一样抬头看着，他乐滋滋地紧盯着上面那些灰扑扑的窗户，那模样就像从东欧来的移民初次见到自由女神像一般。他是个十足的大块头，不过六英尺五英寸高，比装啤酒的卡车也宽不了多少。他离我约十英尺远，手臂垂在两旁，巨大的手指夹着被遗忘的雪茄，从指缝间冒出烟雾来。

一些瘦巴巴的黑人在那条街上走来走去，每个人经过他的身边时都不禁投给他好奇的一瞥。说实在的，他的那身打扮太引人注目了。他头上戴着一顶粗毛博尔萨利诺帽；身上罩着一件做工粗糙的灰白色运动服，上面的白色纽扣颗颗大得有如高尔夫球；里面穿着一件褐色衬衫，系着一条黄色领带；下面是一条打褶的灰色绒裤；脚上穿着一双鳄鱼皮鞋，鞋头开裂了。他胸前的口袋外垂下一方手帕，颜色和领带一般鲜黄。那顶帽子的帽檐上还插着两根彩色羽毛，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些修饰。即使是在人们的穿着打扮在世界上算不上最保守的中央大道上，他的那副样子，仍使得他看上去就像趴在一块白色蛋糕上的一只大蜘蛛。

他的肤色有些苍白，胡子该刮了，他是那种常常需要刮胡子的人。他长着一头黑色卷发，两道浓眉纠结在大鼻子上面。他的两只耳朵对于他那种身材来说还算小，眼睛有一层灰眼珠特有的雾光。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一尊雕像，好大一会儿才微笑起来。

他慢吞吞地走过人行道，站在通向二楼的对开弹簧门前。他把门推开，面无表情地回头看了街上一眼就进去了。老实说，如果他的块头不是那么大，穿着不是那么招摇的话，我会猜他是去抢劫的。不过瞧瞧他的那身衣服、那顶帽子，还有那个身架骨，不大可能是这样。

门扇咚地弹向街外，又弹回原状，就在它慢慢静止不动时，轰地又被撞开，有个什么东西啪地掠过人行道，摔在路旁停着的两辆车子中间。他落地的时候手脚先着地，发出尖叫声，像一只被困在墙角的老鼠。他慢慢地爬起来，捡回一顶帽子，然后爬回人行道。这是一个瘦弱窄肩的棕色皮肤的年轻人，穿着淡紫色的西装，衣服上还插着一朵康乃馨，有一头梳得油光滑亮的黑发。他张着嘴巴呻吟了一会儿，路人觉得莫名其妙地瞪着他。他又整了整帽子，侧着身子蹭到墙边，然后撇着八字脚静悄悄地离去了。

街上一片沉寂，然后车声又起。我晃晃悠悠踱向那扇门，它现在一动也不动了。这可不关我的事，所以我推开门朝里面望去。

黑暗中，忽然有一只大如椅子的手伸出来，像抓一团泥巴一般抓住我的肩膀。那只大手把我抓进门里，将我拎上一级台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张大脸，接着一个深沉而柔和的声音轻轻对我说：“这儿发生谋杀案了，是吗？帮我把那小子捆起来，伙计。”

里面黑得很也静得很，从上面依稀传来人声，但楼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大个儿严肃地看着我，那只大手仍钳捏着我的肩膀。

“一个黑人，”他说，“我刚才把他摔出去了，看到了吧？”

他终于松开了我的肩膀，我的骨头倒没碎，可是手臂麻软无力。

“这种地方本来就是这样，”我揉着肩膀说，“你想会有什么？”

“别这么说，伙计，”大个儿轻柔地嘟囔着，活像老虎刚刚吃完一顿大餐，“韦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小韦玛。”

他又伸手来抓我的肩膀，我努力躲闪，可他快得像只猫。他又开始用钢铁一般的手指捏我的肌肉。